非典新增病例每天都在降。
从一百多降到几十——从几十降到个位数。
校园里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食堂门口那个测体温的点还在——但排队的人开始嫌麻烦了——有人直接绕过去——不测了。
宿舍楼下的宣传栏里贴满了"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海报——边角开始卷起来,被风吹得啪啪响。
海报上的红字在太阳下晒得褪了色——从鲜红变成了浅粉——像血被水冲淡了之后的样子。
每天有人从那排宣传栏前面走过——没有人停下来看那些字——它们已经和墙壁长在一起了——成了背景的一部分——就像非典本身——正在从人们的话题里慢慢退场。
但有些东西退不了场——它们没有随着疫情一起消失——只是藏起来了——藏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等着有一天重新浮上来。
我每天照常上课。下课。吃饭。打电话给母亲。
电话都通了。
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那种我听了十几年的正常的、日常的声调。
她说剧团的事。
说学校的事。
说明天吃什么。
一切看起来都在恢复正常。
但我身上长了一层薄薄的东西——像死皮——不出血——但它在那里。
每次打完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总觉得挂断前的那一瞬间——她的声音里有一丝我没抓住的东西——像一根线头——你看到了——伸手去捏的时候——指尖碰到了——但没捏住。
我反复回想她说的每一句话——她说什么了——她没说什么是——那个停顿有多长——她的呼吸声在哪个位置变重了——像在解一个没有答案的谜题。
我总是在挂掉电话后,盯着手机屏幕多看几秒。
屏幕的蓝色背光在眼睛前面停留——然后自动熄灭——然后我的脸在黑色的屏幕上映出来——一个模糊的轮廓。
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
但它的重量还在那里——在我手边——像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你说服自己没发生——但你的手记得握过它。
那天傍晚我在操场跑步。
五月底了,天长了,六点钟太阳还没下山。
操场上有几个人在踢球——球飞过来——我停了一下——踢回去。
跑道上有人在遛弯——一对情侣牵着手——女生戴着一只口罩——挂在耳朵上——随着说话的动作一下一下地晃。
我跑了两圈。
停下来。
扶着膝盖喘气。
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滴在跑道上——瞬间被晒了一天的地面吸干了。
我直起身。抬头看了看围墙外面。平海的方向——那边的天空是一层浅浅的橘红色——太阳在云后面——云被烧成了淡粉色的薄片。
我不知道她在不在那个方向。
我走回宿舍。冲了个澡。水从头顶冲下来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什么也没想。
2003年5月。
宏达大酒店。大堂。
非典期间的酒店大堂几乎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