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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文学的核心是探索人性的深度，大致可以总结为写人为什么痛苦。通俗小说则是为了娱乐消遣，相对商业化，重点在写人如何脱险圆梦。[1]

严肃文学由人物驱动，注重文笔，讲究语言艺术。通俗文学则由情节驱动，语言风格直白，对文笔要求没那么高，流畅就够了。[1]

再总结得简练一些，就是严肃文学要有深度，而通俗文学商业快餐。

这么看，题材似乎不是区分严肃文学，和通俗题材的主要因素，严肃文学也有超自然、魔幻设定，而悬疑推理小说也能写得有深度。

但现实中，出版圈在给小说分类时就是如此粗暴，悬疑、间谍、科幻，不管写得多么有深度，语言艺术有多高，统统划到通俗小说里。

爱情这种传统题材，倒是会看文章是否有反应现实问题，有，则归类到严肃文学，没有，则属于通俗题材。

那有例外吗？

比如带幻想元素的《山羊男孩贾尔斯》，也被认为是严肃文学，属于后现代实验这一分支。

还有带超自然因素《飞越疯人院》，因为主题是反抗体制，精神自由，属于社会批判与边缘书写，同样被划分进了严肃文学。[1]

其中的界限，依然是深度。

能反映社会现实，把幻想写成隐喻，就是严肃幻想文学。幻想只是作为丰富剧情的设定存在，则是通俗幻想。[1]

但界限是深度，却不代表有深度的，带有超自然因素的小说，都能被划分成严肃文学。

比如《沙丘》，首发是精装本，小说上市后被学院认证有文学性，但依然是通俗小说，陆续获得的都是科幻类奖项，无缘普利策等严肃文学的官方荣誉。[1]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沙丘》是完全架空的星球，有完整的科幻世界观等原因，而非严肃幻想常见的带幻想，但底色是现实的加购，可能和它的首发出版社也有关系。

《沙丘》的出版社主要做大众科普、通俗读物出版，而非精装出版巨头，相关人脉没那么强，圈内话语权也不高，无法为这部小说争取到奖项。

说到底，严肃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种种区分，都是人定的。

而这些制定规则的人，和顶尖的严肃文学出版社关系密切。

这也从侧面说明，对没有顶尖严肃文学出版社人脉的作者来说，题材往往能决定小说定位。

小说的定位，又往往能决定作家的定位。

严肃文学可以出精装本，上架书店，参与奖项评选。通俗小说则只能出平装，在药店报摊销售，无缘专业奖项。

严肃文学作家，地位普遍比通俗小说作家高。

因此，得知杨乐怡的新小说有超自然设定，没有看到内容时，黛拉直接将它划到了通俗小说的范围内。

虽然《伊利湖杀人事件》的爆火，让杨乐怡在通俗小说圈内变得炙手可热，但严肃文学圈不会轻易接纳她。

她显然没有这方面的人脉。

黛拉自己也不是最顶尖的经纪人，虽然和顶尖的严肃文学出版社的人打过交道，但关系算不上硬。

或许，她可以争取到一次会面，让出版社的人看到杨乐怡的小说，但他们愿不愿意出版，她无法控制。

准确来说，她认为很难。

所以她才会建议杨乐怡改掉这个设定，走现实题材路线。

杨乐怡没有同意，她对业内地位没什么执念，更不在乎小说能不能出精装本。黛拉便放低预期，把这当成一本通俗小说。

杨乐怡将稿子送到她人司，她当场看完第一个小故事，想法也没有变化。

是，这个故事的节奏很好，她的阅读体验也不错，看完觉得很感动，心里暖呼呼的。但正是这个原因，让她认定这是一部成熟的商业小说。

商业，总是和通俗挂钩。

看完第一个故事，谈到出版，她考虑的依然是那些大众小说出版社，而没有想过把它推荐给精装出版社。

这两天黛拉有点忙，看小说的时间不多。

但杨乐怡的文字有种魔力，明明这部小说和淘金系列不一样，后者因为在杂志连载，反转很多，每个篇章末尾更是会刻意留下钩子，勾得人迫切想要看到后续。

而这部小说一个章节就是一个故事，上一个故事的结尾和新故事的开头不能说完全没有衔接，但关联性确实不强。

就阅读而言，电视剧。

预叙冷开场，当然，发展到现在，这种写作方式在通俗小说中已经很普遍。

总之，明明，可看完这个故事，黛拉依然想看下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