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曜到秀州嘉兴县上任的时候,顾北川赶车,春鳶管行李,崔百泉和过彦之骑马护卫。
马车里塞得满满当当,多半是书。
马车后头还跟了十几匹快马,上头坐著从汴京一路追过来的心学士子,说什么也要跟到秀州来读书。
东方曜没赶他们,能追著来的。以后都是自己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好帮手,门生故吏这几个字可不是开玩笑的。
曹操为啥需要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他威望低,需要大义名声,还有就是吸引人才。
袁绍需要嘛?其实袁绍不迎天子是对的。自己袁家四世三公,这时候已经仅次於皇室了,而且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不需要,威望有,名声有,人才有,请个祖宗回来扯后腿。曹操被这帮终於皇室的没少使绊子,皇帝也要弄你,老曹又要对外,又要对內,最后大开杀戒,孔融海內大儒也杀给你看。
袁绍不是顺风衰神附体,如果一只袁神在线,天下归属真有可能,题外话打住!
嘉兴县衙不大,前堂办公,后宅住人。上一任知县已经调走了半年,县务积压了一堆。
东方曜到任第一天,翻了翻鱼鳞图册和赋税帐簿,心里就有数了,说嘉兴是中下县,不是因为地不好,是因为地没开发好。
太湖边上大片沼泽滩涂撂荒著,水利失修,漕运码头破破烂烂,人口流失了不少。
但只要把水利和荒地整治到位,这个县三年之內翻身上一等不成问题。
他也不著急。
治县跟治国是一个道理,动作越大阻力越大。
眼下旧党当权,多少人盯著他这个新党探花,巴不得他搞出点什么激进政策好参他一本。
所以他定了个原则:只做增量,不碰存量。
不占私田,不碰私商,不动士绅的既得利益,所有新政都在官有荒地和官方河道上做文章。
旗號也好找,仁政安民,这四个字旧党自己天天掛在嘴上,他拿过来用,谁也说不出半个不字。
第一件事是水利圩田。嘉兴境內多沼泽滩涂,全是无主官地。
东方曜以县衙名义出了告示,招募流民筑堤修圩,工钱按日结算,管两顿饭。告示贴出去当天,县城里几个大户还凑在一块儿嘀咕,说这新来的少年知县怕不是想折腾政绩。
等看到流民领了白花花的米和钱,又有人说这是要加赋的前兆。结果一个月过去,县衙没找任何人摊派,银子花的是州府拨下来的水利款和东方曜私掏的腰包。
士绅们鬆了口气,又换了个说法,东方探花是个实在人。
两年下来,嘉兴县新增圩田將近两万亩,一亩一亩都登记在官田册上,租给农户耕种,契约五十年,只收五税一,比私田的地租低了近一半。
唯一的要求是田不准抵押、不准买卖。这个政策把流民和失地农户全吸引了过来,周边几个县的佃户听说嘉兴官田租子低,拖家带口往这边跑。
士绅们一开始颇有微词,觉得佃户跑了影响自家地租。
但东方曜同步疏浚了官港河道,修了灌溉渠,士绅私田的防洪灌溉也跟著沾了光,田產价值不降反升。
佃户跑了一部分,但留下的佃户种的地更值钱了,士绅们一算帐,闭嘴了,当然我给你们修了水利,你能也得交钱这是正常的,不交好,不交收拾一顿就交了,罗织罪名,无中生有是他拿手好戏,豪绅那个屁股乾净的,找苦告,没有苦主好办,给你造一个苦主,只要有人告,一个大帽子扣下来,照抄家灭族那种扣,收拾一家,其他也就怂了。
第二件事是官港漕运。
嘉兴靠太湖,水路四通八达,但码头年久失修,官港淤塞严重。东方曜以县衙名义疏浚了官港河道,重修了码头,专营海外杂货、瓷器和棉布贸易。
这个选择很讲究——盐、茶、粮、漕四项是江南士绅的命根子,他碰都不碰。海外杂货是新赛道,之前嘉兴没人做这个,他开了头,本地士绅反而省了物流成本,自家铺子的丝绵外销也跟著方便了。
士绅们又是一算帐,东方知县来了两年,自家的地更值钱了,生意更顺了,税赋稍微加了点,反倒多了几条赚钱的路子。
於是原本对他“新党”身份有戒心的几个大族,態度明显鬆动了不少。
第三件事是官营工坊。
东方曜在城西的官荒地上划了一片,建了纺织、造船和农具製造三个工坊。
名义上是县衙官营,实际上县衙哪来那么多本钱?钱是他让石安和顾北川以私人名义投的,工坊的收益大头也进了他私帐。这事做得乾乾净净,官地是县衙批的,工坊是县衙建的,但运营的银子是“民间商人”出的,帐面上挑不出毛病。
我东方大人两袖清风,怎么会贪?
工坊一开工,优先承接官府订单,不跟私营作坊抢客源,反倒带动了周边的蚕桑和棉花种植。
东方曜在城外的荒坡上推广桑树棉花,不占粮田,农户收了蚕丝直接卖给工坊,又多了一条稳定进项。
商必须是他的,钱必须他赚大头。这是他上辈子总结出来的铁律,没有经济基础,什么心学什么变法都是空中楼阁。他要当大佬,而不是当清流。
嘉兴书院是第四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