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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夫人的生活再现（第1页）

太夫人的生活再现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轪侯“家丞”木俑。丞是国家行政部门为列侯家设置的官吏，领取俸禄，是轪侯家的大管家。

利苍在长沙国丞相位上被封为轪侯的第八年，即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死去了，死后葬入马王堆一号墓中。正如前文所言，从仅隔一年（高后四年）他的丞相职位才被醴陵侯越接替来看，利苍似是死在长沙丞相任上的，他的儿子利豨没能接替丞相之职，但却承袭了轪侯的封爵。

尽管随着利苍本人死去，长沙国丞相的权位也远离了轪侯家族，但这个家族的封爵还在，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权势并未有大的损伤，就其财富而言，除了利苍一世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得来的大批田宅与钱物外，这个家族的经济收入一定还在不断地增长，权势依然盛行，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推测的旁证就是《汉书·文帝纪》中留给后人的这句话：“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这道诏令说明在此之前的列侯妻子或母亲，可以擅自征捕百姓，而且征捕必已成风，直至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对汉政权形成了巨大威胁，所以文帝才下令禁止。按照汉制，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儿子复为列侯，则称太夫人，若儿子不再为列侯，则不能称太夫人了。作为轪侯利苍之妻的辛追，在利苍为侯的时代自然称夫人，待利苍死去，儿子利豨继为轪侯，她当是尊贵的太夫人了。可以想像，处于这种高爵、权势和制度下的辛追，除了携同他的儿子继续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之外，还擅自征捕百姓，并像周亚夫子那样“取庸苦之不予钱”等事情自然不在话下。只要看一下一号墓中殉葬品，就不难推测出这位太夫人生前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先看其家庭属员的组成。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国令长名相。又有家丞、门大夫、庶子。家丞掌杂务，门大夫掌警卫，庶子掌文书。”除此之外，还有舍人、大行等属员，掌管应付宾客之事。在所属五员之中，以家丞、庶子为要职，而家丞又是列侯家的总管，一切财物都由他经手负责，应算是五员之中的头号人物。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器物中，有“轪侯家丞”的封泥，则是一种史料与实物的印证。饶有兴味的是，在马王堆一、三号墓中殉葬着数百个木俑。结合史料和考古发掘来看，以俑殉代替人殉现象的最早出现，当是在奴隶社会后期。一些奴隶主感到用大量的奴隶和牛马殉葬，未免耗费生产力，损失太大，于是便渐渐产生了以俑代人的殉葬办法。随着这个办法的普遍施行，俑的种类和代表的级别、地位也繁荣、规范起来。宋之前大多为木俑、铜俑、陶俑，宋、元之后，纸俑也出现了。其中有臣属俑、侍俑、奏乐俑、生产俑、杂役俑和武士俑等形形色色的俑。若把考古发掘出土的俑放在一起，足以形成一个俑的社会。

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部线描图，中间的贵妇人当是墓主辛追。

马王堆一、三号墓中出土的这批木俑雕刻精细，造型生动，大量采用半肉雕法，身体比例适当，面目端正，眉清目秀，观之栩栩如生，形同真人。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木俑又形体大小不一，造型服饰也有区别，这说明它们之间的身份和等级有明显的差异。如在一号墓中的北边箱和南边箱内，分别出土了两个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鞋底刻有“冠人”两字的木俑。从摆放的位置和不同的形体、装饰看，那两个高大的木俑很可能是轪侯一家的家丞，即轪侯家的大管家。身后的几十个彩绘木俑，比“冠人俑”要小一些，但身材修长、面目姣好，身着锦绣衣服，这似乎是辛追的侍女。从一号墓出土的帛画看，女主人身后跟着三个形影不离的侍女，由于特殊的身份，所以她们的形貌、穿着就非同一般。同这些侍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部分彩绘立俑，形体矮小、造型重复，且一副愁眉苦脸的丑陋模样。这应代表一般的奴婢，当时称为“僮”。《史记·孝武本纪》载：“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也就是说二千户的侯，可以拥有一千个奴婢。轪侯家族虽不足二千户，但拥有奴婢也不在少数。这些奴婢大概有一部分从事家庭劳动，有一些从事生产劳动。轪侯家的产地极有可能让一部分奴婢参与耕种，墓中殉葬的那些丰富的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大概是由她们参与耕种和饲养生产的成果。按照常理推断，轪侯家还可能设有家庭作坊，由奴婢具体操作、生产。而墓中出土的那些带铭文的工艺品，似不像是从市场购买而是由家庭作坊专门加工制造的。另外轪侯家抢占而来的大量田宅，也应由这些奴婢参与管理和经营。由于这些“僮”们地位低下，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把她们当做牛、马、羊同等看待的记述一样，故这些奴婢俑都是满脸的愁苦悲伤之情。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歌俑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具有不同服务性质的高级着衣侍俑线描图

除以上几个不同类别的俑，在一号墓中还发现了一个由23个木俑组成的“家庭歌舞团”，其中鼓瑟吹竽的管弦乐队席地而坐，站立的歌舞俑似正在引吭高歌，为主人进餐饮酒助雅兴。类似这样的俑在三号墓中还有发现，一个个都生得眉清目秀，有的在翩翩起舞，有的正在奏乐，有的在打击十个一组编成的钟和磬，其身旁的竹简上书写着：河间舞者四人，郑舞者四人，楚歌者四人，河间鼓瑟者一人，郑竽瑟吹者二人，楚竽瑟吹鼓者二人，建鼓者二人，击饶者一人，击铎者一人，击磬者一人，总数为22人。这个记载和场景，除充分反映了轪侯家族的歌舞升平、钟鸣鼎食、糜烂奢侈的生活外，更重要的是说明了这个歌舞班子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本地的楚人，有河南的郑人，有河北的河间人等等，其阵容颇似一个民族歌舞团。当然，这个歌舞团仅仅是轪侯家中一个小小的团体，无法代表全部。三号墓出土的3块木牍，上面记载着：

“右方男子明童凡六百七十六人”；

“右方女子明僮凡百八十人”；

“右方……竖十一人”。

这里说的明僮，是指僮的明器，即轪侯家奴婢的模拟造型。竖应指男奴一类。从这个记载看，利豨时代的轪侯家共拥有属吏、歌妓、奴婢等867人。这大概是轪侯拥有奴婢的底数。

从史料记载看，当时奴婢是一种财产，可以像牛、马、猪、狗一样任意买卖。关于买卖的价格史不多见，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考古人员在甘肃居延发现了大批汉简，其中有的汉简上载：“小奴二人，直三万。大婢一人，二万。”另外考古人员还在四川郫县发现了一块汉代的石碑，碑文有“奴□、□□、□生、婢小、奴生，并五人，直廿万”的字样。可见当时未成年的奴婢每人值一万五千钱左右，成年奴婢的价格则在每人二万至四万之间。就轪侯家中的奴婢而言，如果按每人三万钱计算，那么867人需共花费二千六百零一万钱。这只是按一般的通价计算，如果具有特殊技能的奴婢，则价钱就要高出这个数字十倍甚至百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汉朝济北王家有一个能歌善舞的婢女，花费四百七十万钱才买到手中。当然，以上的数字只是在贫富者间“公平交易”才会出现的情景，而这种本身并不公平的“公平交易”，通常也在封建贵族的权势**威下变成泡影了，像《史记·绛侯世家》记载的周亚夫子“取庸苦之不予钱”等，则是极为普遍的。从三号墓出土的那个由22人组成的“民族歌舞团”分别来自不同地区看，轪侯家如此众多的奴婢，当不会全部来自长沙国和周围的地区，也不会全部都是以所谓的公平交易的方式花费钱财买进轪侯家的。其中必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轪侯家族利用特权从全国各地“擅征捕”而来，而轪侯家丁在擅自征捕中的**威和四方百姓的恐惧与怨苦之情，亦是不难想像。另从墓中出土的器物看，还见到有“右尉”字样的封泥。关于对这个官衔名称的解释，有人认为是轪国的长吏，即国之右尉，相当于县的右尉。出土的器物是轪国为参加墓主人的葬礼，特命右尉将呈送礼物加盖泥印并亲自押运而来的。有的认为“右尉”是长沙国中尉的属官。但按照著名学者马雍的说法，“右尉”应是文献失载的列侯家的属吏。按马氏的解释，“尉”字篆文作“”，《说文》：“，从上到下也”。引伸而来，就是上级压服下级的意思，所以凡是以“尉”为名之官吏均与司法、军事有关。应劭解释“尉”字时曾说“武官悉以为称”。由此看来，列侯家的“右尉”当是一种武吏，他的职务或许相当于列侯的卫队长。由此推想，轪侯利苍家族是拥有一支卫队的。按照马氏的推断，在一号墓中出土的那两个衣冠整齐、体形高大、神态严厉的男俑，从其底部刻有“人”两字看，并不能解释为“冠人”，也就是说不是上文所提到的大管家。“”字当于“尉”同，应解释成“尉人”，这个尉人可能是“右尉”的部下，也就是列侯家的卫士。在众多的木俑中放上两个相貌、体形和衣着打扮都奇特的“尉人”，目的是用他们来监督其余的奴婢俑，以防她们逃跑或做出行为不轨之事。马氏的这个解释看起来有些道理，但也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尤其让一群男性卫士来监督众多的奴婢，就当时的制度和风俗来看，似乎不太可能。倒是作为“冠人”的大管家来承担这个差使，似乎更合乎当时的情形，也就是说那两个高大木俑底部的“人”两字，解释成“冠人”应更确切一些。

复原的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辛追夫人50岁时面相

但不论是大管家的监督还是卫士的监视，这一群奴婢其生活的悲苦凄惨之状是不会改变的。当一号墓女主人辛追的尸体出土后，经过医学鉴定，发现她的右臂曾有过严重骨折，也就是说这只胳膊曾经断裂过。按照辛追的权势和地位，当时她奴婢成群，每逢行动一定是前呼后拥，不存在突然跌倒或碰撞等具有危险性的事情，那么何以出现了右臂骨折的怪事？有研究者极富想像地解释说，一定是这位贵夫人在某次出行时，有一个奴婢触犯了她的性情，一怒之下，这位贵夫人便仰起手仗或找了个什么器物向奴婢恶狠狠地打去，由于用力过猛，或脚下太滑，将自己笨重肥大的身体闪倒在地，于是，她的胳膊跌断了。这个推断自然是没有什么根据，甚至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但这位贵夫人仗势欺人，把众奴婢当做牛马猪狗一样地任意摧残与凌辱，还是可能的。

有了广博的田产、豪华的居宅、瑰丽的衣着、精美的器物、前呼后拥的奴婢以及赏心的音乐、悦目的歌舞，那么，轪侯家族的饮食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从一号墓出土女尸的重量分析，墓主人辛追生前一定极其肥胖，从一号墓出土的帛画所画人物来看更见分明，想来这位贵夫人生前一定是吃遍了山珍海味，这一点从墓中出土的随葬食品中可得到证实。

在一号墓殉葬的48个竹笥中，有30个盛有食品，三号墓盛食的竹笥有40个。在这两座墓70个竹笥所盛的食品中，除了粮食、水果还有不少肉类，虽然肉的纤维组织已腐烂，但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这些肉属兽类分别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和梅花鹿。属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鹄、喜鹊、麻雀等。属鱼类的有鲤鱼、鲫鱼、鳡鱼、刺鳊鱼、银鲴鱼和鳜鱼等。三号墓有一个竹笥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两只华南兔，另一个竹笥里层层叠叠地堆放着数十只鹌鹑和竹鸡。有些小鱼用文火烤焙后，用竹签串着，放在竹笥里。一号墓有一笥鸡蛋，蛋黄、蛋白早已干缩成了薄纸片。

不知是出于当时的丧葬风俗，还是由于墓室中未立锅灶和准备柴薪的考虑，墓中殉葬的食品全是经过烹调后随葬的。在一号墓遣策上记载的36种肴馔和食品中，仅肉羹一项就有五大类24个品种，在肉羹之外还有72种食物，如“鱼肤”是从生鱼腹上剖取下来的肉，“牛脍”是牛肉切成的细丝，“濯鸡”则是把鸡放在肉汤中再行加工制成，除此还有干煎兔、清蒸仔鸡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主中年模拟图像

马王堆一号汉墓椁箱出土的全套精美餐具的现场照。这件漆案上，放着轪侯夫人一餐饭菜：五盘菜、一卮汤、一卮酒、一碗饭、几串烤肉和一双筷子。

在此之前，有研究者依据屈原的《招魂》、《大招》等名篇，研究出战国时期楚地的烹调方法有烧、烤、焖、煎、煮、蒸、炖、醋烹、卤、酱十种。当马王堆汉墓殉葬的食品出土以后，根据实物和文字记载的研究，发现此时的烹调方法和工艺制作水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除从屈原著述中得出的烹调方法之外，至少又增添了羹、灸、煎、熬、蒸、濯、脍、脯、腊、炮、醢、鲳、苴等16种，烹调时使用的调料有盐、酱、豉、曲、糖、蜜、韭、梅、桔皮、花椒、茱萸等。日本著名学者山田真一在其所著的《世界发明发现史话》中，在提到羊羹的发明时，曾说这是“中国发明的，约于12世纪传于日本。其做法是在面粉里加入各种辅料，做成鸟、鱼形状后蒸熟。但这种羊羹不像今天的羊羹，不甜。后来流行喝茶，羊羹也作为茶点心而大大发展，这才用小豆和糖制成了类似今天的羊羹”。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羊羹是不是就是山田真一说的羊羹，或者这种羊羹是否由当地发明，史无明考，但从中国的烹调史看，湘菜的历史确是源远流长，至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整体风格和特色就已形成了，到西汉初年已奠定了湘菜的地位，马王堆汉墓中殉葬的食品即是明证。

一号墓随葬的高级锦绣丝绸衣服有六箱，总共达一百多件。三号墓随葬高级锦绣丝绸有十一箱，其数量和品种都比一号墓多。这大量的锦绣，在当时是极其贵重的。据《范子计然书》记载，“能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即一匹好的刺绣要二万，中等的一万，差的五千。一号墓出土刺绣四十件，除六件为单幅外，其余均是成件的衣服和被子。一件直裾丝绸袍子，经过量算，它的里和面要用衣料二十三米，一件曲裾袍子要用衣料三十二米，当时汉尺四十尺为一匹，汉尺一尺合今二十三厘米，二十三米合汉尺一百尺，即当时的二匹半；三十二米合汉尺一百四十尺左右，即当时的三匹半，如果按每匹二万计算，则直裾袍一件价五万，曲裾袍价七万。因此，仅一号墓三十四件刺绣就价值二百万钱左右。估计一、二号墓随葬的锦绣丝绸价值近千万。

从上述的轪侯家的漆器、奴婢、牛马、车辆、绵绣丝绸等几项，估计其价值大约有数千万钱。如果考虑到轪侯家还有大量的良田、房产以及金银铜钱等现金，其全部财产当在一亿钱以上。《汉书·食货志》记载：“黄金重一斤直万钱。”一亿钱则合黄金一万斤。汉代一斤相当于今天零点二五八公斤，一万斤则相当于今天二千五百八十公斤，即二吨半黄金。像这样巨富的家庭，在汉代也是少见的。《汉书·货殖传》记载，南阳冶铁富商孔氏家财数千万，齐地盐商刁间家财数千万，临淄姓伟家财五千万。《汉书·宁成传》记载宁成家财一千万。《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张氏千万”，这些都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巨富。轪侯家财超过一亿钱，更是少有的大富翁了。可以想像，享受着封建专制特权，拥有广博的田产，居住着豪贵的美宅，乘坐着气派的车辆，身穿华丽的衣着，使用着精美的器物，食饮着丰厚的美酒佳肴的墓主人，身边奴婢成群，前呼后拥。每逢宴聚之时，又钟鸣鼎食、鼓瑟吹竽，歌舞满堂，罗衣粉黛，过着何等的壮丽奢华的生活。但是，当轪侯家族正沉浸于人间天堂般的惬意与幸福之中时，死神却悄然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