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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神秘线索（第1页）

一条神秘线索

时任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美国古人类学会副主席的夏皮罗，曾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的生理结构。后来，随着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夏皮罗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位于纽约的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二人在回到美国并共事于自然博物馆古人类学部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并利用部分时间坚持研究由北平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因而，无论是考古研究事业还是私人感情上，夏皮罗对魏敦瑞给予尊敬的同时，对寻找“北京人”之事同样有着较大的热情。而后来又因了魏敦瑞去世前的嘱托，寻找到“北京人”就成为夏皮罗后半生最大的愿望。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不可能得到前往中国的护照。

然而，中美之间自1950年之后发生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既为夏皮罗寻找“北京人”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又为夏皮罗提供了许多思考。遗憾的是，惨烈的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两国继续对峙，相互煽动着仇恨，使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工作陷入僵局。直到历史的脚步跨进了70年代的门坎，随着中美关系的日渐缓和，夏皮罗寻找“北京人”的工作才开始出现了新的起色。而与此同时，许多当年被卷进寻找“北京人”行列之中的圈内圈外人士，也对寻找“北京人”之事开始跃跃欲试起来，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令夏皮罗有机会进入这个神秘的领域。

这是1971年4月某日的一个早晨，原魏敦瑞的助手、著名古人类学家费尔塞维斯还未起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便骤然响起：“你是费尔塞维斯先生吗？”

“是的。请问……”

“我是戴维斯。”

“哦，戴维斯，您好！”

“您好，费尔塞维斯先生。关于‘北京人’的事，我想请您帮帮忙。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在华盛顿的几件档案中看到了您的名字和地址，那是魏敦瑞博士在1946年和1947年写的关于请求美国政府派您去日本调查‘北京人’的报告。我现在受弗利博士的委托和您联系，希望您能提供有关‘北京人’的详细情况以及另外几个有关人员的名字。现在弗利博士正在写他在中国和日本那段时期的回忆录，如果您需要了解有关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联系。”

费尔塞维斯接完电话，很高兴。他知道，戴维斯在纽约市著名的心脏专家威廉·弗利博士的办公室工作，而弗利在1941年曾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医住在天津兵营，早些时候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珍珠港事件后同驻华美海军陆战队员一起被俘。从戴维斯讲话的口气和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个弗利博士也许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北京人”的关键情节。作为魏敦瑞的一名忠实助手，他当然希望“北京人”能尽快重见天日。于是，费尔塞维斯决定马上给夏皮罗博士打电话报告此事。费尔塞维斯之所以如此着急，原因当然不仅是因为夏皮罗是他的上司，主要的是他觉得这个线索有可能帮助夏皮罗彻底弄清“北京人”的真实情况，从而雪耻中国科学家加给自己的导师和同事连同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罪名，并了却导师魏敦瑞博士临终前的遗愿。

听完费尔塞维斯的报告，夏皮罗兴奋难抑。此时的夏皮罗对于“北京人”的热情，除了实现魏敦瑞的临终嘱托，还有了为洗清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强烈愿望。他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寻找“北京人”作为终生追求的一项事业来做。因此，哪怕有关“北京人”的一点点消息，都会令他激动不已。

夏皮罗匆匆用完早餐，走进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第一件事，就是拨通弗利办公室的电话。

对方接话人是戴维斯。

经过与戴维斯简短对话，夏皮罗意识到可能会有新的重要信息出现，他感到很有必要马上见到弗利博士。于是，夏皮罗再次拿起电话，向戴维斯谈了打算与他和弗利会面的想法，且越快越好。

对方将时间约定在当日上午9点。由于时间紧张，夏皮罗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饰，特意带了一架袖珍录音机，匆匆下楼，驱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城区，兴冲冲地来到纽约东68街威廉·弗利博士的办公室。

夏皮罗一进门，弗利和戴维斯已经坐在那里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热情的手，以示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类学家。由于弗利正忙着处理一件事务，双方刚见面不过几分钟，谈话尚未切入主题，弗利便急着要离开，只好让夏皮罗先听戴维斯谈谈他所知道的情况。

戴维斯领着夏皮罗来到一间没有人的办公室，两人坐下后，未等对方开口，夏皮罗首先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句：“我可以用录音机录下我们的谈话吗？”

“当然可以，随您的便，夏皮罗先生。”对方回答得很痛快。

夏皮罗打开了录音机。

在静静的小屋里，戴维斯开始缓缓讲道：

那是1941年秋季，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秦皇岛分队上尉，驻在秦皇岛的霍尔库姆营地。我属下的十七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一个医疗单位，归弗利医师指挥。当时弗利是驻在天津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军医。

那时，中国的局势已非常紧张，日本的军事扩张随时会扩大范围，于是美军最高指挥层决定把驻在北平、天津、秦皇岛由艾休尔斯特上校指挥的海军陆战队一律调往菲律宾基地，准备阻止日军在那里登陆。但事实上，日本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在菲律宾实施了登陆。我们预定于12月8日搭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从秦皇岛出发。

在11月底，我接到了弗利医师从天津打来的电话，说有几只标着他姓名的军用提箱，正从北平运到霍尔库姆营地。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营地，等到12月8日再装船运走。在运走之前，务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从北平开来的货车停在营地里的侧线上，卸下了弗利医师的军用提箱。为了安全起见，我把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间里，跟别的待运的行李放在一起。

12月8日，纽约时间12月7日清晨，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从窗口看到营地已被日本人包围，六七架日本飞机在营地上空盘旋，发出隆隆的震人的声响。我往海港看了一眼，发现日本军舰的炮口已对着我们的营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国干起来了。我的脑海中刚闪过这个念头，就听见包围的日军用喇叭喝令我们投降。我立即在房间的箱子上架起一挺机枪，准备抵抗，同时迅速打电话到北平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司令官艾休尔斯特上校告诉我，北平陆战队兵营也遭到了日军的包围，让我先守住营地，等待指示。由于当时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我们最后还是奉艾休尔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军缴械投降了。随后，日军立刻把营地里的海军陆战队员逮捕，在把我们押送到天津去监禁以前，日军准许我们每人把私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非常感谢您，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

“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

“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情况，他也许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

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说着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