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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在东京街头的李济（第1页）

奔波在东京街头的李济

承载着中国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已是下午6时左右。这是1946年3月最后的一个日子，虽说已经过了春分将近十天，但下午6时的日本，已笼罩在夜色之中，在横滨这座大城市的附近，并不见与黑夜相随的万家灯火。

据李济后来的回忆说，由厚木机场乘汽车到东京中国代表团的住所，虽说只有三十余里路程，却走了两个小时。司机是美国士兵，却没开快车，理由很简单：炸毁了的路，仅仅刚恢复到可以通车的程度。横滨至东京的这条路，原为工业繁盛区域，日本投降前已被炸光；路旁的高楼大厦、工厂花园统统不见了，所见的只是一堆堆堆在路旁的破铁、乱板、残瓦、柱烬等。汽车虽走得慢，但因天黑却看不清楚周围的情形，沿途所得印象仅是隐隐约约。不过这两小时汽车行程的经验，却唤醒了李济等中国同行的若干回忆。同车的人虽在断断续续地谈话，车外却静得好像半夜在坟圈里乱窜时所触到的旷野一样，偶尔听见一阵子风吹树叶子的乱响，或看见类似磷火的几盏路灯，还可感觉到有一两个人的影子在不远的地方摇摇摆摆，像是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面对此情此景，李济感慨万千：“将近十年的抗战及窜逃西南各省的经验，使我此时只感到悲悯，战时的那股怨气，似乎软化了，收缩了，隐蔽了，在那时我确实没有任何称快的心情。”

应该说，这次由美国主持的盟军总部的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此前，李济得到南京美国大使馆的通知后，盟军总部就派了一位号称“中国通”的美国人史克门少校特别先到上海来与他接洽，但是他却错过了。来日本的前一天，他去访史克门少校，少校又未到。李济到东京的第三天，又去找这位少校，此人却已飞往上海了。

驻日盟军总部（Geers，简称GHQ）外景

朱世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日本东京盟军总部与同盟国军官交谈

李济到东京后所见的第一个美国人是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中等身材，灰色眼睛，平常最喜欢穿的衣服，就是黑色海军制服，他给李济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很诚恳率直的人”。在服役海军以前，斯脱特曾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博物馆工作者。最初他听说李济来日本寻找“北京人”化石，“似乎感觉到有一点惊讶”，等李济将有关“北京人”的前后发掘情况以及重大意义与之交谈后，他很快便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要苦苦寻找“北京人”了，同时也理解了中国对于文化教育注重的意义，并为中国人对古文明执著的追求精神所深深打动。

斯脱特司令告诉李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北京人”的消息。遗憾的是，他谈的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斯脱特对李济说：“盟军总部已查询东京帝大的教授，据他们的说明及答复，‘北京人’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

“这……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有两篇报道不都报道说，已经在日本发现了‘北京人’吗？怎么转眼间‘北京人’又不在东京，也不在日本了呢？”李济感到很是惊讶，甚至简直难以置信。但斯脱特司令官的话又说得十分肯定。从对方的口气中，李济明显感觉到，斯脱特司令的话绝非儿戏，而是十分严肃和慎重的。

“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但目前我得到的情报就是如此。”斯脱特摊了摊手，有些无奈地说。

“斯脱特先生，我恳切地希望您再协助我们查证一下，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不过，希望您能协助我们再找一找新的线索。您知道，‘北京人’对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古文明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维系着后世人类的感情。”李济再次强调说。

“这我理解。放心吧，我会尽力的，李先生。”斯脱特十分爽快地满口答应。

李济与斯脱特道别后，开始拿出主要精力展开对“北京人”的寻找。他心中清楚，要想在日本找到“北京人”的线索，首先必须找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然而，李济费尽周折，始终找不着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

有关人士向他介绍说，这两个曾以学者身份多次反复出现在中国的教授，于1942年底年返回东京后，便开始对从中国拿回的化石标本进行潜心研究。日本战败后，两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学者”，便失去了往日那种春风得意、霸领天下的“英雄气慨”，很快变得神情恍惚、老态龙钟了。他们同所有参战和被战争所累、所害的日本人一样，最终不得不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进而陷入了战败后巨大的精神痛苦和绝望之中。不久，与其相识或相关的人士，听说二人隐身于某个乡村角落里，再也无从寻找了。

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李济难以做出判断，只是无可奈何地中止了对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的查找。

随后，李济又和盟军总部的美国史克门少校取得了联系。由于这位少校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因而二人的谈话开展得既快又顺利。可惜的是，史克门同样否认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北京人”的事实。李济的希望再次落空。

当然，在这次会晤中，李济还是有所收获，史克门少校直言不讳地向他表示了七点意见：

（一）京都大学的梅原末治教授想约他当面谈退还日本劫掠的中国古物问题，他很赞成并愿同往；

（二）盟军总部管美术品与纪念品的一组，保存有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广播新闻的全份，其中有数条记载日本搬运中国古物的消息，可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三）现在总部所订的规则为：凡是有确实证据并容易辨认为日本战时劫掠的属于盟国的器物，总部均可代为搜寻并退还原主；

（四）在平时劫掠的美术品与古物，总部不拟办理；

（五）周口店上洞层的遗物，已由盟军总部保管，可以退还中国；

（六）中央图书馆的书籍现在东京，可以咨请盟军总部代索；

（七）要日本政府命令日本收藏家各编一完备的收藏目录送盟军总部及各国代表团作参考，可以考虑。

这七条意见，有几条是对一些问题的答复，有的则代表的是盟军总部已经采定的立场，大致与斯脱特司令所说类似，只是更加明确切实。

史克门少校谈完意见后，又与李济商量下一步如何查找“北京人”的问题。对此，李济回忆说，由于东京除了沿皇宫区域及大学一带，大半都炸毁了，旧日收藏多已下乡或已散佚，帝室博物馆的陈列品，也只是应付盟军的急就章而已，所以在那里可以说没有什么看头。而京都却完全不同，大战期间没遭任何轰炸，有关教育文化的事业更没停顿过，又为收藏家集中之地。因此，当史克门少校提议一起去京都走一趟，说不定在那里能找到“北京人”之时，李济很是高兴，满口答应，因为这正是他此次日本之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史克门少校和李济一行很快赶往京都，并在此地住了七天。李济与史克门少校同住一个饭店，差不多朝夕相见，且同桌吃饭的时候甚多，李济尽量利用这些机会与对方交换意见。史克门少校自称是一位爱好东方艺术的人，有一点收藏经验，对于中国抗战前的考古成果有点熟悉，并认识几位号称东方学家的学者，因而两人谈起话来尚算投缘，谈的范围也相当广泛。自然，各自心中也都有必须保留的部分，彼此心照不宣又能理解。就总体上说，这位史克门少校对中国的不幸遭遇是非常同情的。

东京帝国大学

在此期间，李济曾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史克门少校的意见：

1。中日的战争，应该从何年算起？

2。日本军阀在中国毁坏的文物，日本应该如何赔偿（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文化图书馆、南开图书馆等）？

3。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伪政府的允许当然不算），日本人在中国发掘器物，应如何处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时有四种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