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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抉择(第2页)

高井冬二来到研究室“工作”的当天晚上,裴文中便向正要外出参加交谊舞会的胡顿院长做了详细汇报,并指出:“高井冬二来研究室‘工作’,很可能居心不良,另有图谋。”

胡顿听罢,傻子一样愣了一会儿,尔后板着脸说:“哎呀,有这事,看来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日本人良心大大地坏了,一旦被他们盯上,‘北京人’就难以保住了,还是想办法把东西弄出去吧。”

裴文中说道:“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弄呢?”

“这个吗,你琢磨着办,你们中国人干别的不行,弄这一套有的是办法!”胡顿有点阴阳怪气并语带讽刺地说着。

裴文中听罢,大为不快,脸色沉下来,心中骂道:“我看你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说不定这‘北京人’要毁在你们这帮自以为高等、实则弱智的白人手中。”骂过之后,裴文中镇定了一下,仍以大局为重,遂以商量的口气对胡顿道:“看日本人的来头,即使你把它藏在老鼠洞里,他们也会钻进去把它挖出来,非得想个万全之策不可。我们继续向重庆和纽约方面说明情况,请他们在‘北京人’迁往西南地区还是美国两种方案中择其一个。”

胡顿微微点头,心不在焉、似是而非地说:“好,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你就按这个计划弄吧。”言毕,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咕噜了一句什么,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裴文中望着胡顿志高气昂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一时百感交集,心想中华民族真是已坠入深渊了,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邦,如今竟到了连自己祖宗留下的一把骨头都保不住的地步,这是何等的可悲可叹。噫!裴文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强打精神重返新生代研究室,一人默坐沉思对策。

第二天,裴文中再次找到胡顿,提出了一系列防范要求并得以实施。自此,新生代研究室加强了对“北京人”化石的封锁和警戒,除雇佣警卫人员外,胡顿还做出规定:研究室人员轮流夜间值班,严防“北京人”化石被盗。据魏敦瑞的中国助手胡承志后来说,魏氏在研究室时,经常用“北京人”头盖骨做研究,胡氏便用其做模型,但用完后必须放回保险柜里,从不许真品“北京人”在保险柜外过夜。而且,到了晚上,每隔半个小时便有一个打更的人背着一个监测仪器在楼前楼后检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警。甚至连胡氏本人进入研究室做“北京人”模型工作,也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店铺为他担保。一旦有变,当局便拿这家店铺老板试问。

令裴文中感到奇怪的是,自从围绕“北京人”增加了防范措施之后,日本方面人员却蛰伏不出,没有任何动静。

而这时,北平的天气越来越冷,随着一场大雪飘落,1941年最严酷的冬天到来了。

11月3日晚,天空飘落着零星雪花,肆虐了一天的北风依然呼啸着横冲直撞,丝毫没有歇息的意思。喧哗了一天的北平古城渐渐沉寂下来,大街小巷只有风的呼啸、雪的飘零以及三五成群缩着脖子、急着赶路的人影。

这个夜晚,胡承志留在新生代研究室加班。

胡氏加班的原因是,随着日美关系恶化,局势越来越严重,万一重庆和纽约方面的命令一来,“北京人”头盖骨连同相关的一批化石马上就得转移。如果不提前将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化石模型制作完毕,到时再做就来不及了。因而直到深夜12点,胡承志才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捶捶酸痛的腰背,离开研究室。临走前,他特意向值班员做了交待,一定要对“北京人”化石严加看守。

据魏敦瑞的秘书息式白后来撰文说,胡承志走后,正当又困又乏的值班员昏昏欲睡时,却蓦地被一种异样的感觉触了一下,心头随之掠过一种不祥的预兆。值班员起身抹了把脸,迅速出门,便听到了从隔壁实验室传出的轻微的响动。

“莫非有人在盗窃化石?!”值班员的心“咚”地一沉,差点叫喊起来。

但他没有喊。他猫下腰,轻轻来到实验室窗下,然后慢慢抬起头来,从窗户的缝隙向里窥视。只见实验室角落的墙架上有一束晃动的手电光,微弱的光束集中在保险柜上,一个人影弯腰站在保险柜前,一只干瘦的手上拿着一块桌布,既像是在为保险柜擦抹灰尘,又像是在轻轻地拨弄保险柜上的刻度盘。

1995年,胡承志(左)在家中向作者讲述一神秘人物潜入协和医学院地下室欲窃取“北京人”的往事。

值班员顿感惊奇。因为他清楚,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就在这个保险柜内。此人是什么人?晚上到此干什么?是来打扫卫生,还是想盗窃“北京人”化石?他猛地将门推开,同时打开了随身携带的手电。

一道光束突然直射在了对方的脸上,对方打个冷战,惊叫了一声,干瘦的手迅速从保险柜上缩了回来,手上的桌布一下掉在了地上。

对方惊呆了,值班员也大吃一惊。

原来,彼此都认识。

此人是个五六十岁的干瘦老者,是近几个月才出现在协和医学院的,任务是在工作人员下班后,打扫各医务室和实验室的卫生。老者平时很少和人说话,也很少主动和值班员接触,他每天准时出现在院里时,总是穿着一件脏乎乎的蓝色短上衣和一条扎着腿的黑色裤子,看上去极像一个地道的苦力工。值班员几乎每天上班都能与这老头相见,但并没有把这个打扫卫生的老头子放在眼里,也从来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至于这个老东西是什么时候来的?谁引荐来的?从哪里来?家安何处?真实背景及其社会关系等等,更是一无所知——当然,这一切也不需要一个看守院门的小小值班员知道。

“你……在干什么?”值班员厉声问道。

“先生,我是……是院务部派我来打扫这间屋子的卫生的。我今天有点事,所以来、来得太晚了……”老头指着身旁的拖把和水桶,很不自然地做着解释,脸上的窘态显而易见。

值班员哼了一声,在这个老家伙身上反复打量了几眼,本想当场将对方扣留当作小偷交医学院处理,但觉得又没什么过硬的证据,虽然刚才自己好像看见对方有转动保险柜上刻度盘的动作,但又很容易被对方以擦拭保险柜上的灰尘为由蒙混过去。再说,老头到底是真的打扫卫生,还是一般的小偷,或者就是想把“北京人”化石窃走?现在还很难做出判断。如果他真是想盗窃“北京人”化石的话,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不如来个放长线钓大鱼,先让他回去,以免打草惊蛇,等明日将情况搞清楚上报之后再说。

于是,自作聪明和主张的值班员故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天这么晚了,我看还是明天一早再打扫吧。”

“好的,先生。”干瘪老头躬身施礼,收拾好拖把、水桶,一出门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第二天一早,值班员便将昨晚看见的情况向裴文中做了汇报,裴听后颇感震惊。二人经过分析,认为这里定有文章。于是,裴文中立即赶到院务部,查问到底是谁派那个老头到实验室去的,又是谁给他打开的门。结果,院务部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知道此事。裴文中又让院务部立即派人去找那老头,要当面对他进行询问。

可等院务部的人到老头的宿舍一看,此人屋里除了一个已经破烂的暖水瓶和一张摇摇晃晃的空床孤零零地躺在墙角外,所有的生活用品早已清扫一空。至于老头本人,经过四处寻找,更是不见一丝踪影。

神秘老者半夜出现和突然失踪,给裴文中等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此人的行动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是无意的,还是有目的的?是一种自发的巧合,还是背后有人指使?如果是受人指使,那么这个指使他的人是谁?难道是日本人?如果真是日本人,那,事情就复杂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裴文中依然没有得到任何线索,自然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团——直到四年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1945年,日本投降后,盟军在东京帝大教授长谷部言人的一份《备忘录》中,发现了有关这件事的一段记载——

……当我们费尽心机在协和医学院终于物色收买了一个专事打扫卫生的中国人,并企图通过他将“北京人”化石弄到手时,由于意外的情况使我们的计划再次落空。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的方法并马上动手,因为一旦“北京人”化石被转移,以后的事情就更加困难了。

尽管当时的裴文中对这一切并不知晓,但凭着一种直觉和其他有关线索,已经明显感到日本人在暗中插手“北京人”化石,且通过各种方法劫持的可能已相当大。因此,“北京人”化石是迁是留、去何从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紧要关头。

一份电报,从裴文中手中再次飞往重庆。

此后,裴文中每天上班,总要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朝着国民党政府也是老所长翁文灏所在的方向——重庆,呆呆地望上一会儿,心中暗暗涌动的,是一种无奈的惆怅和焦虑。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周也过去了,重庆方面却依然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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