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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后的辉煌 达尔文与北京人（第1页）

第三章最后的辉煌达尔文与“北京人”

新一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又如火如荼地展开。

1931年春，当裴文中和新到周口店协助工作的贾兰坡带领民工在清理洞中松软堆积时，意外发现了一层含有丰富石英碎片的地层堆积物。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裴、贾二人注意，遂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发掘。两个月之后，在周口店一个叫鸽子堂的地方，又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石英层，于是集中精力对鸽子堂进行发掘。

英国地理学家巴尔博所绘的周口店洞穴遗址素描图。左为鸽子堂洞穴，右为第一号洞穴。（引自oftheYello>

步日耶（右）、翁文灏（中）与裴文中在周口店办事处前留影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从发现的两个地区中，收集到不少于两千块石英碎片和十块不属于洞中的石头，五块绿色砂石、三块褐铁矿结石。另外发现了两块并列着的燧石和各种颜色的石英片。所有这些发现，几乎和人类的骨骸，猛犸、三趾马、鹿等动物化石在同一地层中找到，而那些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数没有争议地显示出加工和使用过的痕迹。由此，裴文中大胆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远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结论。

1931年秋，法国著名史前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教授，在详细考察研究了周口店遗迹化石后，这位杰出的学者完全接受了裴文中所作结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一些兽角和骨头也有明显人工加工过的痕迹，而这些发现同石器一样，都可能成为人类祖先的工具”。

当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时，正是把收集到的石英碎片假设成用以切割兽肉的工具，才有了进一步推断地层中可能有人类遗存的结论。十年之后，安特生假设的事实终于被科学发掘所验证。

周口店山顶洞位置与文化层图示［引自《旧石器时代之艺术》，裴文中著。裴注：①第1地点小山之图解剖面由北面看，以示山顶洞（直线）的位置；En，山顶洞洞口；②山顶洞之东西综合剖面图；③山顶洞之南北综合剖面图。En，洞口；L1—L5，文化层；R，上室；a，骨针；r，下室；b、c，人头骨；Lr，下窖；d，穿孔的海生介壳。］

几乎就在同时，裴文中、步达生、步日耶三位天才的学者，根据周口店龙骨山地下堆积层中烧焦的木头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开始用火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一开始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

考古人员于龙骨山采集的砾石石器（引自《旧石器时代之艺术》，裴文中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下同。）

龙骨山采集的石器类别。A。石英刮削器；B。石英石核或砍砸器。

石器、骨器与用火遗迹的发现，使周口店的发掘继“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又步入了一个高峰，裴文中本人也在这伟大的发现中再度步入辉煌的人生之途。他在世界人类尤其是中国大众心中的声名，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安特生博士。多少年后，中国的少年仍然从历史课本上，读到“北京人”头盖骨及其用火遗迹这一伟大发现的介绍性文字，而国外的少年与学术界又往往把裴文中的这一发现，与著名的生物进化论者达尔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1831年，自小被学校和他的父亲看作愚笨无能、“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达尔文毅然弃家离开英国本土，自费踏上了一艘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Beagle），开始环球旅行考察。五年后回到家乡，自此开始对考察成果进行总结。经过22年坚持不懈的专心思考和综合研究，达尔文终于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了改变人类思想进程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inofSpecies），并由此创立了著名的进化理论。这一亘古未有的全新的进化观念，第一次把生物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人猿同祖，人是由古猿变化而来的学说。对千百年来根植于人类心中“上帝创造人”的学说以灭绝性的打击。

青年达尔文像

达尔文的文章发表后，报上登载的讽刺画，嘲讽达尔文的“从猿到人”学说。（引自《北京原人》，黄慰文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一只青蛙变成阿波罗的历程（讽刺画，约翰纳·卡斯特·拉瓦特尔绘，1829年）这幅画形象地表明早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有关进化的理论学说已被提出，并成为反对者议论抵制与嘲讽的话题。

《物种起源》的出版，如同冬夜长空炸响了撼天震地的惊雷，瞬间使当时的西方宗教界、政治界、学术界以致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恐慌、茫然和慌乱。达尔文由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与非难，达尔文当年在剑桥大学的恩师、地质学家塞茨威克写信给达尔文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塞茨威克还在杂志上发表不署名的文章，讽刺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索”。有的学术界人士则直接斥骂达尔为“一个极端失去理智，丧心病狂的疯子”和“英国最危险的人”，扬言要发动人民“打倒达尔文”。

然而，这个“疯子”所创立的学说，却受到了自称“我是达尔文的斗犬”的追随者托马斯·赫胥黎，以及当时两位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恩格斯称达尔文的思想学说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它在人类起源的研究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正确道路”。之后，博物学家赫胥黎在达尔文另一部著作《进化论》基础上加以论证，发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等一系列散发着进化思想观念的学术论文，对达尔文的观点给予坚强的声援和支持。马、恩两位哲学家则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更加深刻全面地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光辉理论。恩格斯关于《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如同火上浇油，使原本对达尔文进化理论进行谩骂和攻击的宗教界以及反科学的西方统治阶级，愈发感到恐慌和不安。他们以极度的愤怒、彻骨的仇视之情，死命抵制和消除这些理论在一切领域中的流传和影响。西方世界狼烟四起，迅速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搏杀。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