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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章 悲回风（第3页）

玉璋被摔碎情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图案

几年之后，当时在场的中方人员还清晰地记得这个经典的场景。他们共同的感觉和印象是：这个摄影师像抗战影片中出演的已走上末日的日本鬼子一样，“哗”的一声就倒下了，特别是平时高高昂起的头颅，如同被突然掐断了颈部的谷穗，“噗”地一下垂了下去，再也抬不起来了。为此杨晓邬曾慨叹道：“鬼子就是鬼子呵！”

此前这位猖狂的摄影师绝没有意识到，这件通长65厘米的玉璋，竟是国宝级的极品文物。他不可能知道，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所有玉璋中，不仅是这件器物形体较长，制作工艺精美绝伦，更重要的是这件玉璋两面均饰有人像和其他形态的图案，揭示了古蜀人祭祀活动的秘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正因为如此，它才与同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器物，均被视为极品，对外展出的保险费也达到了3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3亿元的天价，成为中国所有单件出土文物保价价位之最。而同一时期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极品——将军俑，对外展出的保价仅为500万美元，马俑为250万美元。由此可见这件玉璋的价值之高。

国宝级的极品玉璋已被摔碎，不可一势的日本人倒地不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中日双方重新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日本方面针对这次重大损毁文物事故给予了经济赔偿。这次事件之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仍在友好与愉快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双方都在耐心与默契地等待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中国的文化瑰宝敲开日本博物馆大门的那一天。

当与日本方面的纠葛与前期合作暂告一个段落之后，时间已到了1997年的10月。此时的三星堆博物馆一切布置妥当，真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当然就是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但尽管广汉方面派出博物馆的人员在省政府、文化厅、考古研究所三方之间来回穿梭，但毫无成果。而攻击的重中之重——省考古研究所，却如同一块巨型橡皮一样不软不硬。整个考古研究所从领导到专家再到修复文物的技工，在涉及文物时要么相互推诿，要么装聋作哑，没有半点交出的意思。在焦急与无奈中，广汉方面高层领导决定一方面从考古研究所发表的资料中寻找突破口。凡是在公开或内部报刊、书籍、音像制品中发表的器物资料，全部进行登记造册，并在册后附上原文。在向省政府递交报告和当面陈述时，就以这份登记册和所附的原文为准，以便利用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铁证，堵住考古研究所领导那整日放言“正在整理之中”的嘴巴。另一方面，向省考古研究所保证，只要对方交出文物，每年可享受博物馆门票收入20%的分红，以用于文物的修复和今后三星堆遗址的继续发掘和研究。

广汉兴建的三星堆博物馆

省文化厅与省考古研究所经过一番磋商，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也做出了决定。考古研究所出面承认已经修复完成了对方登记册上的文物，但这些文物在修复后仍需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保养，方能拿出来对外展出。同时对20%门票收入分红这一提案给予了坚决拒绝。

当这种拉锯战持续到1997年10月20日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四川方面接到了中央的正式通知，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于两天之后的10月22日抵达成都视察工作，其中有视察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的日程安排。面对这个通知，四川省高层领导经过询问具体操办的下级官员，在得知三星堆博物馆内部除了几个亮着的灯泡和几只在墙角无目的地来回爬行的蜘蛛外，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文物。省领导闻听此言，立即感到了责任重大与时间的紧迫，当场做出批示，令省文化厅、省考古研究所立即无任何条件和理由地交出已修复的文物，运至三星堆博物馆紧急布展，以高质量的文物和陈列方式，迎接李瑞环同志的视察。

省里的一批官员连同广汉方面的帮手，高举着领导的批示，如同举着尚方宝剑来到了省考古研究所。当批示展开后，省考古研究所领导知道大势已去，没有继续抵抗的必要了。于是急忙请示省文化厅领导是否按批示办理。这位厅领导听罢，命令考古研究所按批示办理，但尽量少交，绝不能全部交出去。省考古所领导于无奈中命人打开了保存文物的仓库。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当仓库打开后，整个局面立即被手拿尚方宝剑的省政府官员和广汉方面的人控制，凡修复完工的文物几乎全部被拉走，只有20%未修复的显然是拿不到台面上去的器物被当作破铜烂铁留了下来。处于被动地位的省考古研究所，在这次文物争霸中再次失手，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尽管后来省文化厅的领导得知这种凄凉的景况后大为光火，责怪陈德安等人失职。但事已至此，形势比人强，省考古研究所已无力回天，只能听凭事态的发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物争夺战，以李瑞环的到来为契机，就这样偃旗息鼓，再度合上了它的**大幕。

继李瑞环到来之后，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如期开馆。从此三星堆遗址特别是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走出深闺，让中国和世界人民一睹它的旷世风采。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相继走进博物馆展览大厅，面对罕见的稀世珍宝一饱眼福。既然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开馆，部分中央领导和普通百姓也都见识了所展国宝的风采，已经达到了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处长要求的“让中国人先看，然后才是外国人”的目的，那下一步就该是带着瑰宝去撞击日本博物馆大门的时候了。于是，根据此前达成的协议和默契，日本方面不再以中日建交多少年这张牌为由头，而是以“《朝日新闻》创刊120周年暨朝日电视开播40周年纪念大会”为引子，邀请四川方面携瑰宝前往祝寿。由于事情复杂，牵涉到诸多方面，必须由几家合作才能成行。四川省文化厅、考古研究所与三星堆博物馆摒弃前嫌，在三方将各自的利益分享以及应尽的义务等等谈妥之后，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挑选出包括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最为珍贵的285件精品，于1998年4月首次漂洋过海，开始在日本的东京、京都、福冈、广岛等地巡回展出——这是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后，真正以专题的形式，用大规模、高质量、高品位的展品，首次敲击海外博物馆的大门。

杨晓坞在捆绑包装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铜人，准备赴日本展出。

1998年4月，三星堆文物在日本展出广告。

在此次展出的285件文物中，曾被日本摄影师打碎的那件玉璋尽管后来被修复专家杨晓邬重新修复，但还是没有随同其他的同伴一道踏上日本国土。当时考古研究所许多人曾说：“这件玉璋有其独到的灵性，它是不情愿让日本人看到自己的尊容，才出此下策，不惜以粉身碎骨的代价断了对方的念头。而打碎它的那位摄影师已触犯了神灵的威严，是要遭到报应的。”当负责护送文物随展的杨晓邬来到日本，顺便问起那位摄影师的近况时，对方告诉他，那个倒霉的家伙回来之后就被老板解雇了。由于他的失误已被日本同行所知，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后来就疯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东京街头樱花盛开的季节。当杨晓邬于当年的11月再度赴日准备接回展出的文物时，那个摄影师已经自杀身亡了，不祥的谶语似乎得到了应验。

在日本的巡回展出于同年的12月6日结束。当这批文物重新回到三星堆博物馆时，短暂的合作随之结束，三家分晋、裂土割地的格局业已形成，接下来就是新一轮的争夺战。

广汉方面望着三星堆博物馆自开馆之后，前来参观的人流如鸭子河暴涨的河水汹涌而来，深感这座无烟工厂的威力和实惠，已远远超越了当年在三星堆建起的十几个砖瓦厂。在春风满面，弹冠相庆，开怀畅饮之时，他们仍没有忘掉当年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中，还有20%留在了省考古研究所。如不把这批漏网之鱼全部打尽，当然算不得完璧，也不能称得上是全面胜利。于是，广汉方面发出了对省考古研究所最后一战的口号，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对方无条件地交出最后一批三星堆文物。

省考古研究所闻听此事，虽然大为恼火，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势，经研究，向广汉方面提出要修复、移交剩余的20%的文物是可以的。但惟一条件是把当年由广汉方面提出的，把博物馆每年门票20%的收入作为红利由考古研究所享有。对方一听，给予严辞拒绝，并表示道：那些都是老皇历了，今天再提起就明显有些不识时务了。

接下来的日子，双方边打边谈，各有进退，一路下来又耗掉了几个年头的时光。到了2001年，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媒体的炒作，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博物馆也随之升温。广汉方面借此东风，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辟出一个新馆，希望把留在考古所的20%文物修复后摆在新馆展出，并再次委派高规格的代表团找考古研究所谈判。与此同时，广汉方面还调整战略战术，一举打通了省文化厅的各个关节，并通过文化厅向省考古研究所直接施压，以达到促使对方无条件就范的目的。但省考古研究所从领导到普通职工，好像突然增添了阳刚之气与不屈的血性，声言要修复文物，就必须拿出足够的钱来，否则，一切都是废话。对于这个要求，广汉方面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双方再度陷入了欲进不能、欲退不休的胶着状态。

而此时，省考古研究所设立的三星堆工作站，因缺少经费的支持，已有几年没有在遗址区内开展勘察或发掘的业务，工作站本身的立足生存已成了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考古勘察与发掘便无从谈起了。原省考古研究所主持三星堆文物修复的首席专家杨晓邬，已在无休止的论战中，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此前，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学习以及与修复界高手的相互交流，杨晓邬已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内涵与精髓，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并把出土器物按照不同的内容与内涵排出了系列。如在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面具，他站在修复的角度，已排出了A、B、C等多个系列。其中A型青铜器制作的年代最古老，做工和用料也最为精细，越到后来做工和用料就越粗糙，工艺水平也越低下。如果对这些技术上的差异与艺术上的内涵不能正确把握，就无法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即便是照着葫芦画瓢式地强行排列组合和进行修复，也只是“死”文物一件，根本无法体现商周青铜器那种特有的宏阔厚重、华美壮丽、撼人心魄的神韵、灵性与风采。而要将残碎的文物恢复出原有的神韵与灵性，就必须用心灵和生命与它们沟通交流。而要沟通交流就需要时间和真诚的投入。如果没有生命热血的融入，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遥想当年，三星堆文物到日本巡回展出，杨晓邬把文物护送到东京之后，按照中方的安排，他应该返回中国。在即将登机的那一刻，他站在候机厅朝东京市中心的方向望了一眼，想起与自己朝夕相伴十余年并亲手修复的文物，如同想起了自己养育的孩子孤零零地漂泊他乡，竟一时泪流满面，呜咽不止。像这种真情和心灵的相通相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有的。

事实上，省考古研究所仓库中残留的那一部分文物，并不是广汉方面有些人所想像的仅仅是一堆并非珍贵的破铜烂铁。恰恰相反，这一少部分文物同样是整批文物阵容中的精华，如著名的青铜神坛，就是这批文物中的极品或绝品。遗憾的是神坛在出土时已被烧成炭化状，上半部全部被烧掉，已无迹可寻，能够修复的仅是四个侧面了。但就这四个侧面，以及侧面上栩栩如生的图像，其学术研究价值是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任何一件器物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当然，除青铜神坛之外，尚有头顶之冠被烧焦的一件青铜大立人像没有修复。另外还有一件比已经修复展出的那件俗称“千里眼”、面部宽138厘米的青铜纵目人像还要庞大、厚重，气势还要雄浑、威武的青铜面具——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面具。只是这个面具的下半部有几个地方残缺，需要用铸造法进行修复。而铸造的工艺又极其复杂繁琐，所需费用也相当昂贵，这就需要有相当数量资金的投入方能完成。当年到日本展出之前，被后来自杀谢罪的日本摄影师弄碎的那件国宝级、保价上亿元的带有图案的玉璋，也同样藏于考古研究所的密室之中……所有这些，除了大量资金的投入之外，还需要有与器物心心相印的专家来承担修复之责。而此时，能与这批器物心灵相通、血脉相连的杨晓邬就要退休了，与他一道共事的几个助手，则另有其他的修复项目和个人兴趣，整个心思并不在这批器物之中。这批器物也就自然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修复。正如杨晓邬所言：“这批珍贵的器物，可能还要在仓库中放下去，也可能是遥遥无期地一直搁置下去了。”

几乎成为共识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将自己的文物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视它为国家的象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占领了法国的巴黎，希特勒的士兵从凯旋门径直向卢浮宫走去。即使把法国所有的领土都占领了，倘若拿不下卢浮宫和卢浮宫的文物，仍然不能算是占领法国和得到法国——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他的士兵都深知这—点。可是，当纳粹官兵瞪着猩红的眼睛端着刺刀冲进卢浮宫时，看到的只是徒空四壁，一件珍宝也没得到。然而，保护这些珍宝的并不是法国政府，而是法国人民，是那些普通的公务员和市民。他们说：“战争是政治家们的事，和平也是他们会议桌上的事。我们也有自己的事要做……”于是，当巴黎即将沦陷的最后时刻，他们就自愿组织起来进入卢浮宫，悄悄地转移了这些珍宝。他们把转移出来的珍宝藏在山洞里、私人住宅里、地下室里……直到德军撤走，才把三十多万件珍藏一件都不少地陆续送回到卢浮宫。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法国人感到很平常。因为他们深知，只要卢浮宫毁灭不了，法国就不会毁灭；只要卢浮宫的文物还在，法国文化的血脉就不会被割断，人类文明的香火就会绵延不绝。卢浮宫成了法国命运的象征，是—个不可战胜的民族的象征。

然而，在中国，在中国大地上出土的珍宝呢？那维系着民族情感与巴蜀文化血脉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又是如何呢？想来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哀叹。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进展，三星堆遗址与出土文物已经引起了世界性关注。2003年5月10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沙遗址再次震惊世界

建国以来四川省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古发掘──金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三千多件珍贵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器和数以万件陶器、陶片的出土震惊了社会各界。该区域占地200亩的地下，已探明有数万平方米的文化遗存堆积，神秘的金沙遗址的地下分布情况正逐步明朗。

据考古专家称，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据初步研究的结果表明，古蜀国统治者在成都附近的活动从原来认为的2500多年之前，向前推进到3000多年之前。

或许，这是一个自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以来，向外界传递的最令人振奋，也是最自然和正常的信号。这标志着近二十年来，在与文物相关的各方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霜雨雪、明争暗斗的角逐拼杀之后，一段非正常的悲怆苍凉的历史有可能宣告终结，从而在法制规范的社会大背景下，走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祥和、自然的坦途。但愿这一美好的愿望能在新的世纪光照中成为现实。

——阿门！

2003年12月22日于北京逸园

2011年6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