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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何茫然（第1页）

开国何茫然

据历代史家不断对古蜀人留下的蛛丝马迹考证，古蜀国滥觞于夏、商之际，灭于战国晚期，前后相继达一千六百年之久。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数代王朝。从流传的文献资料看，古蜀立国的国名与传说中最早驯化野蚕有关。

蚕，是一种在山区及平原都能饲养的昆虫，以吃桑叶为生。在世俗人类的眼中，它所吐出的丝，可织成华美的绸缎供人享用。后世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诗句。据现代考古学家、甲骨文研究的巨擘董作宾研究发现，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蜀”字写作“”或“”，看上去像一只大头虫正在吐丝的形状，也就是人们常见到的蚕的形象。而对于蜀这个文字的解释，东汉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像蜀头形，中像其身蜎蜎”在《诗经·豳风·东山》中亦有“蜎蜎者蠋，蒸在桑野”的记述。此处提到的蠋，有学者考证是一种野蚕。这种野蚕经过居住在四川西部的蚕丛氏若干年的驯养而渐渐变为家蚕。这个变化被誉为古代蜀人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是对世界人类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另外，有的学者根据殷商甲骨文考察，认为“蜀”字的造型不仅与蚕有关，而且也与龙和蛇之类的动物有关。甲骨文中的“蜀”字写作“”，其面部长着像螃蟹一样的眼睛，长长的眼球突出于眼眶之外，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纵目面具极其相似。而下面弯曲的“虫”身则与甲骨文中的“龙”（、“虫”（、“蛇”（）的写法相近。因此，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发掘者陈显丹等学者提出，不能简单地理解“蜀”字下面的“虫”字，从三星堆纵目人面像上铸造的卷曲身体来看，“蜀”字下面的虫身亦可理解为龙身或蛇身。

那么，以蚕命名的蜀族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呢？这个久远的创世纪的起源问题，同其他民族一样，只有借助于传说和神话并结合考古资料才能进行一个大概性的诠释。

在传说中，自很久以前的盘古王开天辟地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位分别掌管天、地、人事的天皇、地皇和人皇。而当时的天下被分为青州、雍州、冀州、梁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九大州。现四川区域在当时属梁州和冀州管辖之内。其三皇中的人皇氏有兄弟九人，分别执掌天下九州。在人皇的后裔中有个叫黄帝的人。此人“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号称智勇双全，威力无比，属于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腕级人物。这位黄帝自小脑后就生有反骨，并有发动政变争做天下共主的野心。成年后为实现这个野心，真的发动政变并率部与其他部落开始四处争夺地盘。就在相互征伐厮杀的混战中，黄帝率领手下的兵将，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蚩尤，统一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

黄帝像

按文献通常的说法，黄帝在四川叠溪这个并不太出名的地方，娶了蚕陵氏之女嫘祖为妻。这个称为嫘祖的女娃，小名叫邛，又名皇娥，既美丽又聪明。她15岁时就发明了一种养蚕织锦的方法，是整个人类社会在这方面有资格获取专利证书的第一人，可惜当时未设专利局，没有相当的申报机关，也没有人审批，致使这项专利成了“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暗合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理论。按照华夏人民几千年来一贯信奉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理念，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出色的黄帝和靓妹嫘祖结合后，很快生下了两个称得上是人杰的英雄儿子，分别取名青阳、昌意。这两个儿子后来都被派往今四川之地。老大青阳降居在今四川西北地区的湔江一带，后与当地女子婚配，并在今茂县的石纽乡刳儿坪生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大禹。按照流传的文献和图表可以看出，大禹治水的线路是先从岷江上游治起，后治长江巫峡、瞿塘峡等，并相继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老二昌意降居在今四川西部的雅砻江一带，后与居住在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蜀山氏之女产生了爱情并正式登记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取名颛顼。后来，颛顼与另一个草莽英雄共工争夺天下共主的位子，并将共工击败于不周之山，总算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颛顼死后，托变为北极星，他的子孙后代仍就封于蜀，并世世代代相传为王。

关于以上这个远古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做过这样的记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取于西陵氏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取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按《史记·五帝本纪》索引的说法，司马迁所提到的江水、若水，据考证皆在蜀地，可见玄嚣与昌意都与蜀这个地区有着紧密联系。

若干年后，帝颛顼崩。虽然他的肉身已如草木一样枯萎衰败了，但他还是非常想念四川盆地，梦想那已失去的天堂，便在于心不甘和极不情愿的追思中，又来了个灵魂附体，摇身一变成为一条蛇悄悄地爬回了蜀地。后来又将干部档案中的颛顼帝篡改为一个年轻的鱼凫的名字，从而蒙混过关，重新当起了蜀国的国王。这个故事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原文这样叙述道：“有鱼偏枯，名曰鱼妇（凫）。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即复苏。”在这短短的记述中，作者反复揭露了两次，说是鱼妇（凫）的降生就是颛顼死后复活变化而来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当然还有一些奇特的天象异兆相伴而出，以显示其神秘和不可知性。除《山海经》外，以上这个故事还被收入《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等典籍中，可见颛顼变鱼凫之事流传之久远。关于这个故事的演变过程和鱼凫是否确有其人或其神的疑问，可结合可信度比较高的文献典籍来加以考察。

在系统记载蜀地传说的作品中，西汉时蜀人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时代最早，也更接近事实本身。其书有云：“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蜀王本纪》的作者扬雄生于西汉末年（公元前53年），死于新莽天凤五年，即公元18年。他曾因王莽捕杀甄丰党羽受惊自杀未遂，从此淡泊处世，刻苦学习并勤于著述，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如在盛极一时的汉赋创作方面，他被列为四大名家之一，成就仅次于司马相如。在其留传于世的千古名篇中，有希望汉成帝勤政治国而写的《河东赋》；有因汉成帝不惜劳民伤财四处游猎而特写的规劝性的《校猎赋》；有因汉成帝在射熊馆要胡人手搏野兽以取乐的恶行而不吐不快的《长扬赋》。同时还写有反映西汉末年社会黑暗腐朽的《解嘲》、《逐贫赋》等名篇。除此之外，还有模仿《离骚》所写的《反离骚》、《广骚》等篇章，并亲手把这些充满了激愤、伤感与对天地宇宙之大爱的篇章投之岷江以祭他所敬佩的屈老师。

《蜀王本纪》关于古蜀国的记载

除了在文学与哲学等方面所创造的别人难以企及的光辉成就外，扬雄还组织编写了历史上最早、最为著名的一部四川地方史——《蜀王本纪》。据后世学者考证，此书虽不一定是扬雄亲自捉刀，但其写作时代当不晚于西汉末年，且必作于蜀中。以蜀人记蜀事，所述应有立据，相对其他有关史料，当具有更高的可信度。遗憾的是自东汉以后，此书即已散佚。尽管历代不少学者如东汉末叶的应劭、三国时的来敏、晋人常璩、后魏人郦道元等等穷尽心力进行搜集、注释，但仍未能成其全。尤其在不断的传抄、流传过程中，又被有意无意地删减或增加，直至弄得面目全非，真假难辨，学术价值受到了很大的损伤。这个令人扼腕的结果，其错当然不在扬雄而在后人。如后世人们看到的所谓“积三万四千岁”，则是《文选·蜀都赋·注》上的记述，已不可能是扬雄的原文了，其数字显然是作注者妄据他书夸妄之言，而窜改了扬雄之文弄出来的一个拙劣结果。当这个破绽被学者们发现之后，在引用或复述时就慎重得多了。如后来的《太平御览》在引用此段时就做了一番煞费苦心的考证，并根据考证成果改为“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比原来的记述一下子缩短了三万年。与扬雄同一时代或晚些时候的许多学者如司马相如之流，也都做过有关蜀王系世和蜀族历史的考证文章，但这些文章也渐渐失传，流传下来的依然不多。三国时，那位总跟诸葛亮的施政方针特别是屡次出师北伐的军事战略决策较劲的蜀中著名学者谯周，曾著有一部《三巴记》（亦称《巴记》），也算是记述巴蜀历史较早的著作。可惜此书也已亡佚，虽在其他书中残留了只言片语，但毕竟不成系统，难成气候，其价值也就难以真正地体现出来。因而，要论起至今还基本完整地记载四川古代历史的文献著作，当首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据常璩本人在此书的序言中说，此书写成之前，所看到的论述巴、蜀史事的作品多达二三十种，他按照“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阳成衡、郑伯邑、尹珍、谯周、任熙”八家所作的《蜀王本纪》等著作，本着“抑绌虚妄，纠正谬言”、“齐之国志，贯之一揆”的学术原则，总结了前人的成果，补充了当时的见闻，并对已有成果和见闻做了一番考证、删改、折衷取舍等等，终于编成了号称丰实详瞻、囊括了整个西南地区历史风云的煌煌巨著《华阳国志》。在这部著作的《蜀志》部分中，常璩论述道：“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华阳国志》书影

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常璩书中的内容和观点多从古说，但对于古说之涉及神话的部分，都一概指斥为“虚妄”和“谬言”加以鞭笞和删除。大概常璩觉得自己的许多说法与扬雄的《蜀王本纪》之说有较大差异，为向世人解释这个问题，便在其书的《序志》中说道：“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意思就是扬雄此说是胡说八道，根本不能置信，只有他提出的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的微言大义。

但据历代学者的考证，常璩的这段文字，留下的问题同样很多。如蚕丛称王的时间问题，其所谓“周失纪纲”，应指导演了那场烽火戏诸侯闹剧的周幽王以后，即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之后）。如前所述，在殷墟甲骨文中，考古学家就已经发现家蚕的象形文字了。而《诗·豳风·七月》则是殷代奴隶与劳苦大众的歌谣。在这首民间歌谣中，已有“蚕月条桑”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等句。足见世传嫘祖教民养蚕之说虽不可靠，但殷代的中原此时已经通行饲养家蚕似是不争的事实了。那么，饲养家蚕的最早成功者蚕丛氏怎么会是东周时代的人？若说蚕丛氏的后裔在“周失纪纲”之后称王，还说得过去。但说蚕丛氏的姓氏始祖是东周时人，显然是违背事实真相的荒谬之言。

《华阳国志·蜀志》疆域示意图

常璩虽然在编书之时，曾标榜自己是“抑绌虚妄，纠正谬言”，但《华阳国志》此著也是虚妄、谬言多多，如“禹生石纽，启生涂山”之类谬言，就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华阳国志》还认为，在秦占领巴蜀以前的西周之初，四川地区早就并存着一个巴国和一个蜀国。而且，最晚在西周之初，巴国已是“其地东至鱼腹（治今奉节），西至僰道（治今宜宾），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今乌江流域）”；蜀国已是“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今贵州中部），北与秦分，西奄峨（今峨眉山）、嶓（嶓冢山）”这一广阔区域。而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总是由氏族而部落，而国家，由小国而大国，或者说是古国、方国、帝国一路发展下来的。以华夏历史而论，当时的情况是，夏有万国，殷有三千，周有八百，到战国时期才出现方千里、方三千里的超级大国。而落后于华夏的古代四川，怎么可能早于华夏七百年的西周之初就已形成幅员千里的巴国和蜀国了呢？因而可看出这是常璩的一种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