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很多事。”张宗兴接话,“但不是为了发财——至少不只是为了发财。”他走回桌边坐下,压低声音:“我们可以建立三条线。第一条,物资线。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从东南亚、欧美采购军需物资,转运内地。杜先生,你在商界的人脉,可以做这件事。”杜月笙沉吟:“风险不小。日本人会盯着,英国人也会盯着。”“所以要做得隐蔽。”张宗兴说,“用贸易公司的名义,正常报关,正常运输。但要有一套暗中的渠道,专门运送敏感物资——药品、电台零件、特种钢材。这些,司徒先生的洪门弟兄可以负责运输。”司徒美堂点头:“这个不难。洪门在海外各埠都有堂口,船队、码头都有自己人。”“第二条线,是情报线。”张宗兴继续说,“香港会聚集各方势力——重庆的、延安的、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情报网络,不仅要获取日本人的情报,还要了解各方的动态。”他看向杜月笙:“杜先生,你在香港上层有不少朋友。有些消息,只有那个圈子里的人才知道。”杜月笙会意:“我明白。茶话会、舞会、马场,那些地方,消息比报纸还快。”“第三条线,是人。”张宗兴的声音更低了,“战争一开,会有无数人从内地逃到香港。”“知识分子、学生、技术人员、抗日志士……这些人,是中国未来的种子。我们要想办法保护他们,安置他们,有朝一日,送他们回去重建国家。”司徒美堂皱眉:“这条线最难。人多眼杂,容易暴露。”“所以不能在香港长期安置。”张宗兴说,“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在香港短暂停留,确认身份,提供基本保障。第二步,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大后方——去重庆,或者去延安。”他说到“延安”时,顿了顿。杜月笙敏锐地察觉到了:“宗兴,你提到延安……是有什么打算?”张宗兴没有隐瞒:“我接触过那边的人。”房间里再次安静下来。煤油灯的火苗又跳了一下。杜月笙缓缓道:“这是条险路。重庆那边,不会高兴的。”“我知道。”张宗兴说,“但战争时期,最忌讳的就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重庆要帮,延安也要帮。说到底,他们都是在打日本人。”司徒美堂笑了:“这话说得痛快!什么党什么派,只要能打鬼子,就是好汉!”杜月笙却想得更深:“但这样一来,咱们就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了。重庆会猜忌我们,延安未必完全信任我们,日本人更是欲除之而后快。”“所以需要两位的帮助。”张宗兴坦诚地说,“我一个人,做不成这些事。需要杜先生的财力人脉,需要司徒先生的人手渠道。更需要两位的智慧——在香港这个棋盘上,咱们得走一步,看三步。”杜月笙沉默了。他端起已经凉透的茶,慢慢喝着。这位上海滩皇帝一生经历过无数风浪,但眼下的局面,依然让他感到沉重。过了好一会儿,他放下茶杯。“宗兴,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杜月笙缓缓道,“但有一个问题,你得先回答我。”“杜先生请问。”“你图什么?”杜月笙盯着他的眼睛,“你说不是为了发财,那为了什么?为了名?为了权?还是……”“为了不死。”张宗兴打断他。杜月笙怔住了。“杜老哥,您刚才说,如果中国亡了,您连狗都不如。”张宗兴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我不想到那一天。我读过史书,看过历代兴亡——亡国之人是什么下场?是扬州十日,是嘉定三屠,是子子孙孙为奴为婢,是脊梁骨被一寸寸打断,再也直不起来。”他站起身,走到窗前。雨还在下,远处的灯光在雨幕中摇曳。“我在上海滩见过日本人怎么对待中国人。”张宗兴没有回头,“他们在虹口公园门口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们在租界里随意抓捕、刑讯、杀人。他们看中国人的眼神,不是看人的眼神——是看牲口,看物件。”他转过身,脸上有一种刀刻般的坚毅:“我算过一笔账。这场战争,日本人的工业是我们的十倍,军力是我们的五倍,海军空军我们几乎没有。硬碰硬,我们打不赢。”“那你还……”司徒美堂忍不住开口。“但我们有四万万人。”张宗兴说,“四万万不肯做奴隶的人。日本可以占领我们的城市,但占领不了每一寸土地;可以杀死我们的人,但杀不绝反抗的心。战争会很长,很苦,会死很多人——但只要我们不死绝,只要我们还在打,他们就得源源不断往这个泥潭里填人命、填资源。”他走回桌边,双手撑着桌面,身体前倾:“日本人撑不起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他们的国力不够,他们的野心太大。时间在我们这边——只要我们撑得住,拖得起,用空间换时间,用血肉换喘息,总有一天,局势会变。”,!煤油灯的火苗在他眼中跳动。“国际局势不会永远不变。”张宗兴继续说,“英美现在坐视不管,是因为还没伤到他们的利益。等日本人的野心膨胀到威胁他们的时候,等世界看到中国人流了这么多血还在抵抗的时候——风向会变的。”杜月笙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你看得远。”他说,“比我们都远。”“不是看得远,是没得选。”张宗兴苦笑,“要么跪着死,要么站着生。我选了站着生——哪怕站着的代价,是活得艰难,死得惨烈。”司徒美堂重重地拍了下桌子,震得茶杯哐当作响:“说得好!站着生!我司徒美堂活了五十多年,就认这个理!”杜月笙看着张宗兴,看了很久。“我信你。”他终于说,“不是因为你这番话多么高瞻远瞩——而是因为五年来,你用命证明了你是什么人。”司徒美堂也重重地点头:“我老粗一个,听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我就认一条——你是真打鬼子的。这就够了!”张宗兴看着这两位老人,眼眶忽然有些发热。乱世之中,能得这样的信任,是奢求。“谢谢。”他说。“别谢。”杜月笙摆摆手,“既然是同路人,就别说客套话。”“你刚才说的三条线,我们具体谈谈。钱、人、路子,怎么安排,细节要敲定。”三个人重新坐下。这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他们讨论了如何组建贸易公司,如何打通运输渠道,如何建立情报网,如何甄别和安置流亡者。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每一个风险,都仔细评估。窗外的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丝鱼肚白。杜月笙看了看怀表:“快五点了。”“该走了。”司徒美堂站起身,“天亮人多眼杂。”张宗兴送他们到门口。杜月笙在门口停住,回头看他:“宗兴,还有一件事。”“您说。”“你自己。”杜月笙语重心长,“你是所有事情的核心。你要活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保命第一。只要你活着,这条线就不会断。”司徒美堂也拍了拍他的肩:“杜老板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两个老家伙还能撑些年,但未来,得靠你们年轻人。”张宗兴重重点头:“我明白。”两个老人下楼去了。脚步声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黎明的寂静中。张宗兴回到房间,关上门。桌上还摆着没吃完的钵仔糕,茶已经凉透。煤油灯的油快烧干了,火苗越来越微弱。他在桌边坐下,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一夜未眠,但他没有丝毫困意。杜月笙和司徒美堂的来访,让他看到了一条新的路——一条更艰难、更凶险,但也更广阔的路。这不再是个人恩怨,不再是帮派斗争。这是一场战争中的战争,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他想起还在大屿山训练的兄弟们,想起远在奉化的张学良,想起不知身在何处的婉容和苏婉清。乱世,道阻且长,眼下风波未静,霁月浪涌,但至少,他不是一个人走了。窗外,天彻底亮了。雨停了,云层裂开缝隙,阳光从缝隙中漏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未卜的前路,带着沉重的责任,带着一丝微弱的希望。张宗兴端起凉透的茶,一饮而尽。茶很苦。但苦过之后,喉间竟有一丝回甘。:()拥兵三十万,汉卿你的感情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