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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容共到容国（第1页）

第二节　从“容共”到“容国”

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到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建立在海外。1923年，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共计400余处，亦绝大多数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成绩可言。国民党改组前在国内的组织基础非常脆弱，与国内普通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

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国民党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其中国内党员约占82%，海外党员约占18%。显然，在改组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由一个偏隅海外的狭隘组织，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

北伐开始后，随着国民党武力的迅猛推进和民众运动气势如虹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党务组织的发展亦如风起云从，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以上。这是当时概略的估计。据广东、江苏、上海、长沙等省市党员人数的增长率推测，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间，国民党党势确实得到了惊人的扩张（见附表）。到1927年4月，仅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的党员人数总计已达47万余人。以此推测，全国国民党党员100万之数当非虚夸。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党员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

北伐期间部分省市国民党党员人数

资料来源：上海市通志馆编印《上海市年鉴》（上），第E30-31页，1936；赵如珩编《江苏省鉴》（上），55页，南京，1934;《长沙市之党员统计》，载1929年1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上），101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3；陈季博：《一年来广东之党务》，载1929年1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

党员人数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政党组织实力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协调性及其实际运作的良好与否。否则如民初之际的国民党，人数虽多达300万，实际则如同一盘散沙，毫无“党力”可言。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顷刻化为乌有。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后，以宣誓押手印等办法约束党员，其结果也仅仅塑造了孙中山个人的强权党魁形象，党的组织结构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国民党改组，引进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党方法，期望一改过去松弛散漫的组织习性。然而考察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实际运作情形，发现只是袭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并未能很好地吸收其组织内蕴，衍为新瓶装旧酒的格局。国共两党几乎同时“以俄为师”，而共产党组织之严密性和国民党组织之松懈态，很快形成鲜明的反差。“四一二”政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松懈之弊”曾作过如下一番痛切的检讨：

共产党徒寄生本党，以数量言，当不逮本党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胜多，操纵如意者，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也。共产党之阴谋固可诛，共产党之组织则有可采者。本党在民国13年改组之时，本已采用苏俄共产党之组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总章，自区分部而上，系统井然，其于党员义务，亦有明白之规定，无如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而各级党部乃徒为跨党分子垄断党务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

在蒋介石反思检讨的同时，胡汉民也发表文章指出：

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份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乱得乱纷纷呢？虽说是人家挑拨离间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当不上当到底也全在乎自己；虽说很多都是敌不过人家的威胁利诱而上当，然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

蒋介石、胡汉民于“清党”之际，不约而同地分析共产党“以少胜多”的原因，反省国民党组织的缺陷和共产党组织的长处，显示国共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殊异性，以及国民党内潜伏着的问题之严重性，足以使蒋、胡等人“痛定思痛”。

这个时期国民党组织的缺失，最主要表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的诀窍之一，在于它有着笼罩每一党员的基层组织。国民党改组后，仿照俄共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到1926年10月，全国各地共建立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近8000处。1927年初区分部更增至1万余处。如此庞大的基层组织，若按法理形态良好运作，将100万党员如同军队一样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调一致，国民党的组织实力自不可估量。

但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发挥。当时有位国民党青年这样陈述：“提起本党的区分部的现状，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环顾党内同志，试问对于整顿区分部这件工作能够加以相当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几人！大好的区分部，同志们不去打理，变成了有头无足的畸形儿，完全失却分给同志工作的能力……”国民党“二大”也检讨说，国民党区分部很不坚固，党员多忽略区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党市”之称的广州，党的基层组织亦呈散漫状况。广州中山大学为孙中山所手创，被誉为国民党的“党化大学”，标榜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但该校的国民党基层组织也不健全。当时有人指出：“兹姑照中大的区分部来看，能认真办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责者，亦仍不乏其人。在党化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党的区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于完善之处，何况在于乡村偏僻的地方。”

本来依照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理，每一名党员都应该归属于一个基层组织。1927年初，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区分部去！”这个口号的提出，本身即意味着当时还有不少党员游离于基层组织之外。国民党人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属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

在国民党党务已公开的一些地区，党员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党组织对党员不具约束力。如湖北“各县市党员自公开后，有离开党去自由活动的；委员取得政权，即忘了党；各县市多有藉党为升官发财阶梯；执行党律不严，使土豪劣绅混入其间”。湖北阳新县党部自公开后，“各区党员因多不明党义之故，挟意见，分畛域，争权利，前途堪虞。”

区分部、区党部之上的县市党部也多不健全。在江西，各县党部“只知征求党员，不注意于训练，甚至空悬县党部或区党部招牌，而放弃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分配”。在湖北，各县党部对于全县党务没有整个计划，“除了纠纷和要钱以外，很少给省党部以党务的报告”，既不能切实执行上级党部的指示，又疏忽对下级党部的指导，各县市党部对于党员的训练异常缺乏，对于民众的政治指导更为放弃，公开以后，各县市党部同志积极图个人的活动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192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湖北省第4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对县以下国民党组织的弊端痛加指责：

现在各地党部，都有很多缺点，最重要的是没有基本的训练和严肃的纪律。各级党部虽然规模粗具，事实上仍是一个空架子，平时不能训练党员，使党员服从党纪，徒然有一党部，有什么用处呢？老实说，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党员，就是有了几千百万，也是没有用处的。关于组织方面，党员大多数还不明白党的基本组织是什么，不注意下层的基本工作，弄得党在民众中间不能引起什么影响。

改组以前，国民党只见上层，不见下层；改组以后，孙中山强调要将国民党组织的重心由上层移至下层。这种下移，需要向基层投入相当的“组织成本”。这种“组织成本”主要有二：一是党务经费，二是党务人才。这个时期，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所遭遇的最大难题，正是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由于国民党仿照苏俄体制在原有行政系统之外，再建立一套相应的党务组织系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要将原有的政权“组织成本”增加1倍。

以广东为例，国民党中央规定，广东各县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县公署拨270元。当时广东各县县长每月的薪金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说，一个县党部整个机关的经费，仅及县长薪金的一半略多。县党部因经费有限，除书记、干事每人每月发给30元生活费外，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都不支薪。每月仅余下十几元党务活动费，据称尚不够印一二次传单。由于县党部委员和各部部长均为义务职，势必另谋生计，也就不能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县党部的工作只好交给几个书记干事去应付。县党部委员大多散居四乡，按当时广东省党部的规定，县党部委员每周必须开会一次，一些委员每周要从几十里甚至一两百里外赶赴县党部一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自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在这种情形下，一些热心革命的边缘知青“终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让那些自己有钱的大地主，和占着特殊阶级的土豪劣绅去包办。广东各县的党务，不能尽量发达，大多数是因为这个问题。"1927年1月国民党广东省第2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指出：“各地党部之组织殊为松懈，各地党部之执行委员多不健全，且尚多为不明了党义的反动派所盘踞，而一般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尚多混入党籍，曲解党义，以图私利。”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也提到：“农村的剥削者阶层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都相应地进行了伪装，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国民党，常常在县和县以下的国民党机构中占据着领导职位。”这表明国民党在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非但未能动摇旧有地方封建势力的基础，反而为他们所僭夺，成为土豪劣绅维持其原有权势结构的工具。

国民党组织的松懈，土豪劣绅、地痞讼棍和不良分子之混入党籍，亦与这个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的机制不无关系。本来，俄共组织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须经过预备期，预备期长短不一：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预备党员制的作用，主要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其对党的信仰是否坚定，借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员队伍的质量和组织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几乎照抄俄共党章，但独未采纳这一制度。

国民党既未采行预备党员制，又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不偏于某一特定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几乎来者不拒。据《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27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同年4月8日该报又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者，闻已达四千余人。”从这两则报道中可知，国民党自改组之初起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选，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群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其结果，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滥。

除集体入党外，还强迫入党。如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根据广州市党部的要求，限令广州市教育局全体职员必须在1月之内加入国民党，不加入者要提出正当理由，否则撤职或停职。另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报道：“凡（广州）市政府所属机关各职工，如有未入党者，限期本月内，一律使之入党，否则将其姓名列册函送区党部办理。”

广州市教育局为了推行党化教育，将全市私塾进行整顿，并解散了一批私塾。不少塾师为保住饭碗而设法加入国民党。更有的借党招摇，利用党籍壮大宗族势力，如在广东增城县，本地人黎氏与客家人吴氏两大族姓之间矛盾甚深，“为捞取选票壮大自己势力，在县党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党，因此，党组织迅速扩大。”

北伐开始后，国民党吸收党员更趋滥化。起初，“凡同情于本党的即可加入；再过一时期，即对本党不表同情，对于主义未曾了解，为暂时的利用，也就勉强拉入。”在马日事变前，长沙市号称有国民党员19万，而当时长沙全市人口不过30万人，近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二。这一数字显然夸大，但当时国民党吸收党员之滥，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北伐结束后，国民党人自我反省说：“党员的本身如此，即使无共产党、国家主义、无政府党等煽动宣传的侵入，已不难自坠入腐化。”

很显然，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的改组是不成功的。

中共加入国民党时，仅是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但它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自我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崭示出中共在组织建设方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