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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弹劾共产党案（第1页）

第一节　弹劾共产党案

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一开始就存有意见分歧。反对中共跨党的声音在孙中山“容共”之初就已传出。冯自由、马素、邓泽如、林直勉、刘成禺、谢英伯等一批人，在孙中山酝酿改组国民党时，即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跨党。据国民党一大前夕上海中央干部会议的记录，张继、彭素民、张秋白、居正、吕志伊等人在会上不同程度地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表示疑虑。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均有因共产党员跨党而引发的纠纷发生。综括各种反对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种：（1）认为中共受苏俄操纵指使，背后别具阴谋；（2）认为两党“主义”不合，不能相容；（3）担心中共喧宾夺主，“恐本党名义被彼利用”，国民党将因此而“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4）对大党之内包容小党的合作形式表示疑虑，譬如“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5）对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后，是否对国民党忠诚表示怀疑，认为中共“未必可以完全服从于我”，不过“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

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后，势必与国民党原有党员争夺政治资源。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时，各地中共党员“居然以少数竞选胜利”，使一些老国民党人甚感不安和不快。一大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中，新加入的共产党人占了近四分之一的席位，一些重要的职能部门亦落入共产党人的掌控中。国民党中央党部从上海移驻广州，脱离了老党员聚集的中心地上海。党内新选任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中青年党员。过去长期得到孙中山倚重的一批老党员受到冷落，甚感失落和不满。如居正、谢持等人或不辞而别，或去乡下务农，以示消极抗议。另一位长期协助孙中山从事党务组织和宣传活动的田桐，在得知一大选举结果后，专程从上海赶赴广州，当面向孙中山“抗争三次”，不得结果，郁郁而归。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孙中山任命共产党员谭平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谭平山在分派人员筹建和拓展各地地方党务时，自然更多地依靠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从而使不少国民党地方党部落入共产党人的掌控中。这难免影响了相关地区国民党人的既得利益。一些地方的工会、学生会等民众团体和基层党部，相继出现两党党员的纠纷与冲突，有的展开理论争辩，有的由文斗演为武斗。

国民党改组前，其老党员主要是一批海外华侨和国内知识精英。他们的家庭出身和切身经验使他们很难接受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理念。而激进的青年共产党人坚信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觉悟均优越于国民党人，有意想“改造国民党”，对国民党不时发表一些批评性言论，令国民党人甚感不快。胡汉民本是拥护和支持“容共”政策的人，但他对中共的某些说法，比如把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划等号，而认为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就表示不能接受。1924年5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近有所谓新青年者，好规人过失，不满于民国纪元前之革命运动，尽情嘲骂，不留余地，徒震惊于俄国革命，认为创举，仅以成败论英雄，完全不把国人崇敬之先烈放在眼内云云，大致代表了国民党人对中共批评的反应。

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章程，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共产国际实际又受俄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对苏俄的态度自然有所不同。一个典型的例子：1924年3-4月间，苏俄与北京政府准备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为了配合苏俄政府对华外交谈判，且基于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观点，中共在舆论宣传上不仅公开主张北京政府与苏俄政府相互承认，而且公开发表文章主张予外蒙古以自决权。而国民党人对苏俄的做法则大多持激烈的批评甚至抨击态度。两党党员为此展开了一场公开的论争。国民党员孙镜亚向孙中山检控李大钊等中共党员“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朱和中亦上书孙中山批评上海《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报刊在中俄条约及外蒙古问题上“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响本党甚巨”。孙中山分别指示：“着中央执行委员会查明有无其事；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

孙中山的态度鼓舞了本来对“联俄容共”政策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国民党老党员们。1924年4月，国民党老党员们寻获到一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第7号），内中载有1923年6月中共三大所作《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之报告及决议等文件。严格说来，这些中共党团文件，尚是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告诫党团员在国民党内谨小慎微、自我约束、注意与国民党人团结合作和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的有关决议，对国民党并无“破坏”之阴谋。但国民党老党员们仍对这些文件反响强烈。主要是这些文件证明了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的有组织的“党团”活动，并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党员、扩展组织的计划和指示。如文件中提到：“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本团（指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本团团员在国民党中：（1）应赞助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主张，与其言语行动完全一致；（2）本团应保存本团独立的严密的组织。”

国民党老党员们对中共在国民党内从事“党团”活动早有怀疑，但一直苦于没有证据，故当获得这批中共党团文件后，颇为兴奋。6月18日，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将上列中共党团文件提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考虑到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不能触动，弹劾案特意申明不反对“容共”政策，只从党纪角度弹劾共产党。弹劾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为国民党之生存发展着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以跨党之人，同时办理两党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于固有之党，其结果可以想见”；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党团活动，即表明不忠实于国民党，欺蒙总理。

2。中共经常以其对于时局之主张，强加于国民党，如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政府为一国之合法政府，中共竟以苏俄之立场为立场，只知有第三国际，未尝计及国民党。

3。中共党、团员既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即不应对国民党的主义及行动妄加批评和指摘，而共产党人竟在国民党报纸上作“国民革命为资产阶级不彻底之革命”之类不利于国民党的宣传。

在6月18日的会议上，张继、谢持与廖仲恺为弹劾共产党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不欢而散。6月25日，谢持、张继在广州东山鲍罗廷寓所，就中共“党团”问题与鲍罗廷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论辩。张继认为，中国共产党本来无足轻重，但苏俄通过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来操纵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成了“俄国之子”，而中国国民党只是“俄国之友”。鉴此，张继、谢持单刀直入地质问鲍罗廷：“中国共产党不能自己作主，须受第三国际指挥，第三国际为苏俄所创造，又须受苏俄指挥。然则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否只求友于中国国民党，抑同时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乎？”针对张继、谢持的诘问，鲍罗廷一方面承认“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故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全部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鲍又历数国民党的缺点，申言“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张继、谢持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作“党团”活动是万不能容许的。鲍罗廷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今日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唯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利益。”张继、谢持对鲍罗廷的强横态度十分不满。

在监察委员弹劾案提出前后，国民党中央还收到约20件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民党人控告共产党的案件，列名连署的党员在2000人左右。控告的理由，不外中共在国民党内另树一帜，假借名义，操纵把持，不忠于国民党，主张两党只可合作，不可合并，要求开除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党内，也有人担心共产党会被国民党溶化而主张与国民党决裂者。这意味着两党内部均有人顾虑“党内合作”形式会使各自的党吃亏。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40次会议，张继、谢持再次提请与会委员对弹劾共产党案详加讨论。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委共10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邵元冲、林森、张继、林祖涵、邹鲁、柏文蔚、谭平山。会上，张继与谭平山展开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激烈争论。张继主要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1。苏俄企图获取指挥和控制东方革命的权力；

2。苏俄既与革命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又与北京政府签订协定，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

3。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会控制国民党的事业和行动；

4。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来，只给国民党带来了麻烦。

谭平山针对张继的言论一一予以反驳。汪精卫、廖仲恺、林森、柏文蔚等亦表示不赞同张继的一些说法。胡汉民、邵元冲则建议召开专门会议来研究解决，并请总理孙中山直接征求第三国际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提请孙中山召集中央全会讨论解决。孙中山同意在8月中旬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讨论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获悉国民党将开专门会议来裁决共产党问题，中共中央领导人甚表不满。7月13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告知这一情况，认为“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陈独秀对国民党内的左右派作了重新界定和划分。他认为，国民党内主要是右派反共分子在活动，如果说还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是左派的孙中山和另外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其实只能算是中派，而不是左派。陈独秀断言，如果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陈独秀要求共产国际制定新的政策，“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