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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第1页）

第五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国际地位的缓慢回升

因为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也因为美国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未批准凡尔赛和约，加以美、英、法、日之间既争夺又联合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巴黎和会实际未能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调整问题。为此，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并希望主导这一地区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国，于1921年倡议召开各关系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以解决有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各项未决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命，法国因其在战争中大伤元气，在远东只能巩固旧有势力范围，故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利益竞争者是美、英、日三国，尤其是美日两国。美、日都可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红利”获得者，基本未受到战争的影响，还通过战争扩大了自身的实力，但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却是互为竞争对手的矛盾关系。美国因其超强的经济实力，一向主张实行自由竞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此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与日本追求独占性和垄断性的大陆政策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日本对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行动，不仅不符合美国希望主导建立的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新秩序，而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发起召开讨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国际会议，主要目的就是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确保美国利益不受影响。而为了达此目的，美国需要拉拢英国，拆散1902年订立的英日同盟，以共同应付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对美英利益的挑战。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也颇受牵连，但毕竟非主战场，而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仍有广泛的利益需要维护，与美国又有特殊的关系，也不愿见到出现日本独大的局面，因此也有意结束英日同盟，对日本的扩张势头予以一定的限制。这样，就出现了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调整趋向以及美英联手遏制日本的可能性，而这对中国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因此，当1921年7月8日，美国向英、法、意、日等国提议在华盛顿召开有关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时，各国均表同意，唯有日本担心“造成美国对华发展之基础，而将日本之对华进展，给以强制之清算”，希望会议避免讨论“既成事实”（即山东问题），实际上是不希望会议干涉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其后几经折冲，日本才在7月27日同意参加会议，但仍表示“凡问题之关于任何特殊国家者，或已成为既定事实者，当审慎免除其加入”。由于日本的坚持，美国在会前即与日本达成妥协，会议将不提出违背参加国利益及非关国际问题之议题，山东等问题先由日本与关系国商议后再行解决。随后，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亦被邀参加。中国问题是华盛顿会议将要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中国自然也在被邀之列。由此最后形成了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的九国会议。

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社会各界又产生了某种希冀。乐观者认为，既然美国对凡尔赛和约也不满意，此次会议又由美国发起，“美人必能赞助我国伸其分年之积愤，不特失之于巴黎和会者可收之于华盛顿会议；举凡有损我国独立主权，如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行政、列国在华驻兵及设租界等事皆可由是而取消，并继之以退还庚子赔款焉。”悲观者则以巴黎和会为例，认为“国人应充实内力勉图上进，勿长此靦颜以受列强之处分”；“要是以华府会议为中国的‘不死药’，恐怕是奢望吧！”已经成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鉴于上次巴黎和会给国人的教训，明确提出华盛顿会议“乃是讨论列强间尤其是美日间如何均分及防护在远东的利益，免得列强间因利害冲突而决裂”；“并不是列强间都忽然发生慈悲心，愿意抛弃帝国主义经济的及政治的侵略，来讨论怎样解放、帮助远东诸弱小民族”；因此，中国“若不急谋剧烈的反抗，迟早不免要受列强分管或共管的命运”。但无论是乐观、期望，还是疑虑、忧心，各方人士对华盛顿会议的关注，还是反映出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他们要求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其中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于11月7日通过的《对于华盛顿会议中国提案之意见》表述得最为明确而具体：（1）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条约及换文；（2）日本在胶澳及山东省内占据之土地、铁路、矿山及一切财产应无条件交还中国；（3）各国声明废除在中国势力范围之协定，所有特殊权利、让与权、优先权概撤销之；（4）各国未经中国同意不得关于中国有所协定，凡类似此项性质之协定，中国概不承认；（5）收回各国在中国境内单独经管之铁路（如南满铁路等）；（6）恢复关税自由。他们同时还提出了“希望要件”：（1）提前退还租界地；（2）限期废除领事裁判权；（3）撤退外国在华驻屯之军警。如顾维钧所言：“举国上下，忧国忧民者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华盛顿会议能解救中国时局，带来和平，使国家能以得到发展。总而言之，这次会议实为各方所重视，中国尤其对会议结果寄予极大希望。”

中国得到参加华盛顿会议的邀请后，北京政府派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参加会议的全权代表，施肇基为首席代表。而南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广州军政府声明不承认北京政府派遣代表的资格，为了对外表示团结一致，北京政府于10月6日加派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全权代表，但被其拒绝。

1921年11月12日，解决远东及太平洋地区问题的九国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会议下设两个委员会：美、英、法、意、日五国委员会，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九国委员会，讨论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但实际上为美、英、日三国所主导。

1922年2月6日，五国委员会讨论通过《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的海军军舰数量之比为5∶5∶3∶1。75∶1。75，美国取得了与英国并列的海上强国地位，日本的海上扩张受到限制，但毕竟被公认为第三海军大国，故对此结果也可以接受。美、英、法、日四国还经过秘密交涉，于1921年12月13日签订《四国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在太平洋岛屿属地、领地的权益，维持了四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既存利益，英日同盟亦告废止。

华盛顿会议在讨论远东问题时，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会议将讨论的中国问题包括：应适用之各原则与适用项目，如领土、行政之完整、商业及实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经济上之优先特权、铁路发展，现有成约之法律地位等。在会议召开前，中方事先对应向会议提出的问题有所讨论，顾维钧认为，中国应在会上提出的原则为：各国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全，废弃条约上各种不公平之束缚限制，赞成各国在华工商业均等主义，宣告中国建设计划大纲。应提出的具体问题为：尊重中国主权的办法；解决山东及二十一条问题；重提前在巴黎和会提出之希望条件七项，其中废除势力范围、裁撤外国在华邮电机关、关税自由、撤除外国驻华军警可相机坚持；收回领事裁判权与修改条约问题，因情形复杂，至多只可要求各国赞同收回原则，再从长商议；收回租借地问题，恐遽难达到目的，或可商设委员会与我共同讨论；要求退还赔款专办教育，不妨酌量提出。根据讨论的结果，1921年10月31日，北京政府发出致中国代表训令，提出中国应在会上提出的主要提案为：（1）英日续盟，应设法他国提出；（2）取消势力范围，否认特殊利益；（3）取消蓝辛——石井宣言及其他类似之条约、协定；（4）与会国共订公断条约；（5）关税自主；（6）定期召集会议，讨论远东国际重要问题。次要提案为：（1）胶澳善后；（2）二十一条；（3）修正不平等条约；（4）成约地位；（5）外侨纳税；（6）裁厘加税；其中最注意者为：（1）取消英日续盟；（2）取消特殊地位；（3）订立公断条约；（4）关税自主。与此相对应，日本政府给代表的训令，虽然原则上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却极力要求“既定条约、协约仍须承认”，“既得权必须尊重”，各项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以维持日本的“特殊权利”、“特殊地位”为原则。这也表明中国向华盛顿会议提出的议案不会轻易实现，中国代表在会上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11月16日，九国委员会开始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在发言中首先表示：中国将向大会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其意旨系专在得有规条，俾远东及太平洋方面现存及将来所有之政治经济各问题，可按照该规条有至公平之解决，并一面专在尊重与太平洋及远东有关系各国之权利与正当利益。如此，庶使中国之特别利益与各国之一般利益可得调和矣。”同时特别声明：“照目下情形，中国尤应脱离各国制夺中国自主之行政行为及遏制中国不能得充分国课之一切限制也。”他向大会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是：

第一条（甲）各国约定尊重并信守中华民国领土完全及政治上、行政上之独立；（乙）中国自愿声明，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之任何部分割让或租借他国。

第二条中国因完全赞同所称开放门户主义，即与有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之故，故自愿承认该项主义，实施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

第三条为增进相互间之信赖并维持太平洋及远东和平起见，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俾有机会参与外，彼此间不缔结直接关系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和平之条约或协定。

第四条无论何国在中国或对于中国要求之各种特别权利、特别利益、豁免权及一切成约，不论其性质若何或契约上之根据若何，均当公布。凡此等要求或将来之要求未经宣布者，均视为无效。其现已知悉及将来宣布之权利或特别利益或豁免权及成约当加以审查，以便确定其范围与效力。其经审定有效者，当使与本会议宣布原则相合。

第五条所有中国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之行动自由之各种限制，应即时取消，或于情形所许时从速废止之。

第六条中国现时之成约，其无限期者，概须附以相当明确期限。

第七条凡解释让与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之条文时，应依照通行之解释原则，所谓绝对照让与国利益解释之方法处理之。

第八条将来如有战争发生，中国倘不加入，则中国处于中立国地位之一切利权，应完全尊重。

第九条应订立和平解决条文，以便解决沿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之国际间争议问题。

第十条关于太平洋及远东国际间诸问题，应预定将来会议时期之条，以便按期讨论，而为各签约国取决共同政策之基础。

中国提出的上述原则，几乎囊括了中国希望解决的所有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但其实质仍在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限制以至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的压迫和束缚。原则中强调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显然迎合了美国的要求，而不符合日本的意愿。为了有利于解决问题，中国代表团在内部讨论中还拟订了各项问题应行讨论的先后次序，即关税、领事裁判权、势力范围、租借地、外国驻兵、邮局、电话及无线电问题，而将中日“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置于最后。他们认为，华盛顿会议的主旨是调整远东国际关系，山东问题是影响此一关系的重要因素，故美英等国可能向日本施压解决此事，而关税等问题更有关于中国的整体国家主权，但因其牵涉到列强的共同利益，解决将更费周折。他们并不认为此次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将其重点提出，有利于中国今后继续要求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可以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形成一定的道义压力。应该说，中国代表团的交涉战略战术大体是得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