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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护法战争与南北议和（第1页）

第六节　护法战争与南北议和

自张勋拥清室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在北京当政，废弃国会，对南态度强硬；孙中山在广东开府，声明护法，另谋出路。1917年9月29日，北京政府代总统冯国璋以孙中山等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擅发伪令，煽动军队”，“联络马贼，预备起事”，“紊乱国宪，逆迹昭著”为由，下令对南方国会和政府成员“一体严缉拿交法庭依法讯办”。10月3日，广东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亦发出通令，缉拿“首逆”段祺瑞等，“有能擒斩以献者，本大元帅当视厥等差，予以厚赏”。南北双方对峙局势已成，且各有坚持，各不相让，解决矛盾的出路非政治可为，而依赖于军事相争。尤其是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自恃军事实力，以武力“统一”为己任，出动北洋军南下，“讨伐”南方护法阵营，南北战争（又称“护法战争”）由此爆发，这是辛亥年（1911年）清军南下和癸丑年（1913年）北洋军南下导致的南北战争之后，南北间又一次武力相争。

此次南北战争的主战场是湖南。因为湖南地处南北冲要，北洋军欲南征广东，护法军欲北进中原，均必先经湖南，方可收“统一”全国之功。南北双方对此的认识基本一致。徐树铮致吴佩孚电中有言：“盖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陆荣廷则认为：“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因此，段祺瑞复出后不久，即在1917年8月任命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接谭延为湖南督军，并调派北洋军第8、第28师入湘，摆出先声夺人之势。9月9日，傅良佐到长沙上任，北洋第8、第20师随后陆续抵达湖南，第8师师长王汝贤与第20师师长范国璋分任北军正、副司令，随即开始着手筹划进攻在湘南的护法湘军。护法阵营方面，虽然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不一，但在保持湖南独立、不为北军所陷方面仍有共识。湘督易人的命令发表后，陆荣廷即于8月16日致电西南各省称，“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已昭然若揭。唇亡齿寒，急应力图对付。"9月18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的湘军第1师第2旅旅长林修梅通电宣告自立，“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务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9月21日和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两次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驻广东北江的滇军第3师援湘；陆荣廷亦于10月初在两广军事会议上决定由桂督谭浩明统领两广联军分由桂、粤援湘；加上已经集结在衡阳的护法湘军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等部，护法军在湖南的兵力亦有近5万人，实力并不弱于北洋军。

9月下旬，附北湘军与护法湘军在湘中衡山一带开始交战，南北战争爆发。10月上旬，北洋军加入战斗，与护法军在湘中衡山、衡阳、宝庆一线交战，双方互有得失，三地多次易手。但护法军士气颇盛，11月4日复占宝庆，11日复占衡阳。在此形势下，11月14日，北洋军司令王汝贤和副司令范国璋突然发表通电称：

政客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之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借口为民，何有于民。如言为国，适以误国，果系爱国有心，为民造福，则牺牲个人主张，俯顺舆论，尚不背共和本旨。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自零陵发生事变以来，力主和平解决。为息事宁人计，此次湘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

王、范此举名义上冠冕堂皇，但显有直皖相争的背景，两人更接近直系，自不愿为皖系征战作嫁衣裳。王、范通电发表后即自前线停战撤兵，湘督傅良佐顿失军队依恃，于当日夜半仓皇出逃，“军民两署文卷狼藉，什物一空，银钱款目，丝毫无存”。长沙绅商因请王汝贤等“暂时维持”。但护法军乘胜进击，逼近长沙，王汝贤难以控制局势，遂于18日退出长沙往岳州，护法军于当日占领长沙，其后复推谭浩明为湘督，程潜为省长。

王汝贤、范国璋的停战撤兵举动，对正执著于武力统一图谋的皖系及其领袖段祺瑞无异于当头一棒，故遭到皖系及段祺瑞的痛责。但格于派系实力的平衡，段对此亦无可如何，反被迫提出辞职。11月16日段通电称：“我同胞中，竟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王汝贤等为虎作伥，饮酖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段在通电中以北洋派的团结为辞，称：“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力，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为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为中国消亡之征兆。”继表白曰：“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然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有与人争意见之心；又非畏难苟安，昧与国共休戚之意。大势所趋，宜规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但王、范的举动却得到直系的支持。18日，直系的直、鄂、苏、赣四督曹锟（其后他否认列名之举）、王占元、李纯、陈光运联名发表通电称：“慨自政变发生，共和复活，当百政待理之际，忽起操戈同室之争。溯阙原因，固由各方政见参差，情形隔阂，致初生龃龉，继积猜嫌，亦由二三私利之徒，意在窃社凭城，遂乃乘机拘衅。而党派争树，因得以利用之术，为挑拨之谋，逞攘夺之野心，泄报复之私忿。名为政见，实为意见；名为救国，实为祸国。”通电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向实甚明显。通电称他们“自政争以来，默察真正之民意，仰体元首不忍人之心，委曲求全，千回百折，必求达于和平目的，以拯国家之危难，而固统一之宏基”。提出“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

北军前敌将领的吁和通电在南方护法阵营内部亦激起不同的反响。孙中山在11月18日通电声明：“近以西南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傅逆潜逃，段贼解职。于是有主张调和，以解决大局者。惟此次西南举义，既由于**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但陆荣廷则在11月24日致电李纯称：“此次西南用兵，为势所迫，出于万不得已，宁人息事，人同此心，苟有正当解决，自当乐于从事，我公爱民忧国，慨然出作调人，妥筹办法，允负责任，尽筹所及，必能统筹全局，俯顺舆情，宣布停战，再行提议条件，鄙意亦极赞同，惟双方停战问题，如得极峰发一明令，尤为圆满。顷已电商谭联军总司令，通饬前方各军，暂时停战，以待磋商。”李纯即会同曹锟、王占元、陈光远将此电转冯国璋：“请我大总统准如所请，明令公布，饬各方一律停战。”此时，北方主张“讨伐”的段祺瑞被迫下野，而南方反对“调和”的孙中山又无实力，且南北两方均有“共同”的停战要求，故冯国璋顺水推舟，于25日致电各方：“请各饬现在交战地点之前敌军队，驻扎原地，停止进行，听候解决。”南北战事得以暂时停止。

不过，南北间的暂时停战局面并不稳固。北洋军在湖南前线败北后，被素来自视甚高、自认在国中无敌手、并有强烈派系团体意识的北洋军人视为耻辱。即便是在主和的直系内部，虽然苏、鄂、赣督仍主和，但曹锟却游走于和战之间，对北军败北颇为不甘，自前线停战后反趋向于主战。尤有进者，直系四督11月18日主和通电发表前，张作霖曾询曹锟意见以便一致行动，曹答主“讨伐”，及主和通电发表，张电责曹“不独国家大事不应如此儿戏，即朋友私交，亦不可如此无信”。曹以事前未与闻，“气愤不可名状，遂决欲主战”。而主和“各方接洽者，多至宁而不至津，曹尤愤李（纯）”。以曹锟之个性，言大而夸，好出风头，看重脸面，喜为盟主，但似少城府，易于冲动，故曹锟为证明己于北洋团体之“价值”与“能量”，极力主战。

12月3日，曹锟联合鲁督张怀芝，在天津发起召开北洋系10省督军代表会议，发出对南作战的喧嚣。15日，北京政府任命曹锟为第一路军队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军队总司令，令其“各率本路军队，分由京汉、津浦铁路南下。并令第一路军队集中武汉，第二路军队集中南昌，援应鄂、赣两防，分投并进，镇慑要地，以定大局。著即刻日开拔，勿误戎机。”

此后，南北之间的和战关系阴晴不定。一方面是主和派仍在积极活动，苏督李纯派高等顾问李廷玉赴桂与陆荣廷议和，王占元密请冯国璋发停战令，冯国璋于12月25日发“弭战”布告；另一方面是主战派不断压迫冯国璋下“讨伐令”，同时集中攻击苏督李纯，指其为北洋“败类”，要求予以“惩戒”。恰于此时，湖北第1师师长石星川12月1日在荆州、襄阳镇守使黎天才12月16日在襄阳先后宣布“独立”、“自主”，加入护法阵营，其后成立靖国联军，共推黎天才为总司令，分向宜昌、枣阳进击。石、黎此举使“宜昌、武汉震惊，危险万状，岳州孤主，后顾无援”，北洋系极为恼怒，也使主和的鄂督王占元处境尴尬，从而打破了和战间的脆弱平衡。

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参谋、陆军两部命令曹锟、王占元率部“会剿”石、黎两部。在北洋优势军力的进攻下，石星川部于22日弃荆州，黎天才部于27日弃襄阳。北洋军进攻荆、襄，护法军自不能坐视。为了支持石、黎所部，1月16日，在湖南前线的护法军开始全线北进，23日兵临岳阳城下。守岳阳的北洋军以直系部队为主，未作坚决抵抗，27日护法军占岳阳。

荆襄与岳阳战事打破了南北间短暂的不战不和局面，北洋系在岳阳失守的刺激下，主和派一时很难抬头。1月30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冯国璋发令，责护法军“进陷岳州，窥伺武汉，拥众恣横，残民以逞。是前此布告，期弭战祸，为民请命者，反令吾民益陷于水深火热，本大总统抚衷内疚，隐痛实深。”令任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办”。至此，南北战事复起，且其规模与激烈程度较前尤甚。

进攻湖南的北洋军计分三路：一路为曹锟所属的吴佩孚第三师，自鄂南沿粤汉线正面进攻岳阳；一路为张敬尧的第七师，在粤汉线东侧进攻平江；一路为张怀芝的鲁军一师一旅，自赣西铜鼓、萍乡进攻湘东浏阳、醴陵，以断护法军之后路。护法军方面则以岳阳为中心布防，但实力有限，战意不坚，难以抵挡北洋军的多路进攻。自2月底北洋军发起攻击后，进展顺利，节节向前推进，3月18日吴佩孚部占岳阳，22日张敬尧部占平江，省城长沙大受威胁，护法的湘、鄂、桂军统帅谭浩明无心恋战，于25日率部退出长沙，26日吴佩孚部进占长沙，27日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

北洋军占岳阳，下长沙，气势复盛。3月23日，段祺瑞第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更加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北洋军攻下长沙后，经徐树铮请示段祺瑞后决定，以张怀芝部居左，攻攸县、茶陵；以吴佩孚部居中，攻衡山、衡阳；以张敬尧部居右，攻永丰、宝庆。4月中下旬，北洋军连占永丰、攸县、衡山、衡阳、宝庆等地。此时，护法桂军不愿与北洋军硬拼，继续后退，护法湘军实力更显单薄，虽在湘中、湘东与北洋军连番激战，复夺攸县、宝庆等地，但因桂军不愿鼎力相助，故最终亦只能后退，北洋军基本巩固了在湖南大部的占领区。

在南北战争的另一战场四川，1917年8月，北京政府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北洋军第八师另两个旅于10月下旬入川驻渝，意图控制川政，威胁西南。此时，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及在川的滇、黔军已声明参加护法，并将所部改称“靖国军”，他们联合进攻重庆，吴光新并未作像样的抵抗即于12月3日率部退出重庆，4日，“靖国军”黔军袁祖铭等部占重庆，北洋军进攻四川的计划失败。

在护法阵营的后方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在北洋系的利诱之下，于1917年10月22日宣布“独立”。其后，北京政府一面令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兵援莫，一面在11月间任命蛰居于海南岛的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由其领兵自西向东攻打广州。在粤桂军主力于1918年初发起讨龙之役，进展顺利，4月下旬击败龙部，龙济光出逃。与此同时，陈炯明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率部自粤东出击闽南，占据闽南20余县，与李厚基部处在对峙中。

就在湖南的北洋军顺利向前推进之时，其阵营内部又起重大变化。曹锟、吴佩孚自认对北洋军“南征”贡献最大，但北洋军进占长沙后，段祺瑞“举贤不避亲”，将湘督职位畀予皖系军人张敬尧，显见其以皖系为中心的派系意识，使曹、吴大有为他人作嫁之感，也颇感没有面子，尤其是吴佩孚，“以转战湘中，克复岳、长之伟绩，反令张敬尧安居湘督之位，尤愤不能平”，因此而对继续南进表示消极。4月24日，段祺瑞亲下汉口，召集直督曹锟、鲁督张怀芝、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和其他七省督军代表开会，督促北洋军继续南进。但曹、吴认为，即便自己的军队继续进击，也无非是替皖系扩大地盘，于己并无实利，因此对南进始终持消极态度。5月20日，曹锟电告北京政府，己部“伤亡过众，疲顿异常”，“默察时局，今非昔比，武力解决，甚非易也”；要求“一面迅派军队驰进接防，一面急筹解决良策”，“速谋结束，否则万难支持”。段祺瑞接电后“勃然变色”，即拟复电告诫曹锟“不应他有顾虑”，如“再有所说，即调其独回面议”。而徐树铮等则认为“下手尚非其时”，“总以不破面目为宜”。但徐树铮随后去汉口“抚慰”曹锟的结果，是曹锟在29日以“养病”名义率其司令部人员离汉回津，明白表示其消极怠战的态度。此后，直军与护法湘军代表在耒阳前线秘密谈判，并于6月15日成立停战协定，湖南的南北战事暂时又基本停止了。

时人论曹锟、吴佩孚其人及湖南战争其事之前后复杂纠葛与经纬变化为：“吴氏本为冯（国璋）派，其率师南下，攻克长岳，不过敷衍合肥（段祺瑞），保全北洋派之体面，非真欲战胜南方，以兵力自夸也。惟岳州收回，长沙恢复，大胜之余，一时不能停止战斗，曹仲珊（曹锟）又屡得冯氏密电诘责，外则欲罢不能，内则见疑党魁，真有进退两难，左右不可之势。讵知合肥以曹氏战胜攻取，忽加疑忌，遽命张敬尧率师入湘，暗中监视。……于是不得不为保全地位之计；而欲保全地位，非与南军携手不可，乃遣使与赵恒惕、林修梅等暗中联络，约定彼此各守疆界，遇有事变，则互相救应。……然此事之风声，已为皖派所悉，段合肥乃请冯河间，以孚威将军之爵赉吴，所以敷衍笼络之者无所不至，盖恐其与南方携手，不利于己也。然吴氏为识时之俊杰，胸中自有一定之主张，岂区区之虚荣，遂足以使之入于彀中矣？”果不其然，8月7日，吴佩孚致电苏督李纯，表示“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责难“中央误听宵小歼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实亡国之政策也。”继表白“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得延国脉耳！”最后请李纯“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同时特别强调“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21日，吴佩孚又联络张宗昌、冯玉祥、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福来等直军将领，联名发表通电，“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实行悲悯之宏愿，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帅及各省区军民长官，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大局幸甚”。

直军是北洋军南征的主力，而吴佩孚又是直军头号悍将，吴佩孚公开主和，既使北洋派内部关于和战的矛盾公开化，也给了以皖系为主体的主战派以沉重一击，意味着仗是打不下去了。曹锟虽未列名于吴佩孚的通电，而且还在吴通电发表后发电责其“不明事理”，表示自己“拥护中央，服从命令”，但实不过掩耳盗铃之举。无论如何，曹纵未事前与闻吴电，至少必不反对之，而吴电之发表，恰说明直系内部关于和战的分歧趋于消融，原先主战的曹锟、吴佩孚与主和的苏督李纯、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联手，上有代理大总统冯国璋的支持，下有武力为依恃，直系作为一个北洋派系的整体而主和，对主战的皖系形成了强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