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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清帝宣布退位（第1页）

第三节　清帝宣布退位

一　南方的北伐与妥协

武昌起义以后，南方各省在相继光复的过程中，为了推翻清王朝以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业已开始进行北伐的准备。

1911年11月3日，就在上海起义的当天，上海军政分府发布宣言书便宣称要“举北伐之师，讨将亡之虏”。随后，上海各界群众组织了各式各样的军事团体：有青年学生、革命党人及其他各界人士组织的中华学生军、学生北伐队、学生军、学生守卫团、中华民国学生军、学生北伐团、国民军北伐团、志愿决死团、义务宪兵队、中华民国北伐先锋队、十字军北伐队、沪宁北伐义勇军、铁血团、中华民国义军，有妇女组织的女民国军、女子北伐光复军、女子军事团、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女子尚武会，还有各省旅沪人士组织的河南北伐军支部、旅沪湘人北伐队、江西北伐队、直豫皖三省北伐军、蜀汉军、川滇黔桂四省北伐军。这些团体大都以北伐为目的，不仅从其命名上可以看出，而且其发表的宣言、章程有更清楚的说明。如学生北伐队“以渡黄河，捣幽燕，犁满虏之庭穴，启汉族之光荣为惟一之宗旨”；国民军北伐团“以速行进军克复南北两京为宗旨”；志愿决死团“以克复金陵、恢复江汉、直捣幽燕为宗旨”；女子尚武会“目的在办理北伐军之后方勤务”等等。与此同时，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南方独立各省，建议组织北伐联军。电称：“北京未下，大局难平，拟组织联军，共谋北伐。现定蜀、湘、楚为第一军，由京汉路进行；宁、苏、皖、浙为第二军，由京浦路进行；闽、粤为第三军，由海道进行。“12月5日，上海各界集会成立北伐联合会，推程德全为会长，章驾时为副会长，朱芸为司令。该会设立作为“民立战时行政机关”的中华全国军机统一总汇处，“以联合各省都督，会同北伐，招集兵队，统合军机，以期一致进行，共谋光复为宗旨”。陈其美的通电和北伐联合会的成立，表明上海方面希望南方独立各省联合起来统一进行北伐的强烈愿望。

与上海一样，其他南方独立省区也纷纷响起了北伐的呼声。如广东学生队发布宣言书，宣称：“驱逐满虏，□手燕云，还我河山，复我自由；振大汉之天声，成共和之政府，将于今日基之矣。”他们组织北伐队，以“戡定中原，恢复神京”为宗旨。广西省议院致电各省军政府：“乞速会兵北伐，勿再信和，贻误大局。”浙江共和促进会通电各报馆认为：“北伐计划已定，和议万不可迁就。”山西军政府代表告各省书称：“会师北伐，刍秣糇粮，晋虽编（偏）小，惟力是视，决不为天下后。”贵州都督杨荩诚致电黎元洪，表示“拟亲督军北伐”。其时，广东北伐军已率先付诸行动，由司令姚雨平、副司令马锦春“督师北上”，进抵上海，准备“与各省义师讨贼”。江浙联军也在南京召开军事大会，推举徐绍桢为北伐总司令，并通电各省都督，准备北伐。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方独立各省的北伐呼声进一步高涨起来。各地军民纷纷表示：“北伐北伐，纵以吾辈之血，染成民国地图，亦所不惜”；“和议恐不可恃。……誓与北军决一死战。”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坚决主张北伐。1912年1月4日，孙中山致电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称：“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民军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孙中山甚至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1月7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确定了六路北伐的计划：“现在用兵方略，当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巢。”随后，集结在南京周围的粤军姚雨平部和皖军柏文蔚部沿津浦路北进，攻占徐州；关外大都督蓝天蔚部与沪军北伐先锋队刘基炎部先后从上海乘兵舰北上，进抵烟台，并拟进攻东北。除此而外，其他各路军队并未行动，北伐实际进展不大，最终在南北议和的妥协中夭折。

关于南北议和，南方的目的是清帝退位，试图以和平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袁世凯的目的则是取得政权，为此他不惜玩弄两面手法，“一方挟满族以难民党，一方则张民党以迫清廷，时人谓之新式曹操”。民党、清廷、袁世凯三方的关系颇为微妙，民党与清廷势不两立，袁世凯恰好操纵其间。因此，南北议和其实只不过是民党与袁世凯之间如何处置清廷的一桩交易罢了，其关键有两个互为前提的条件：一是南方许诺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二是袁世凯答应迫使清帝退位。

南北议和曾经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而一度出现波折，但南北双方事实上始终没有真正放弃议和，交易仍在秘密进行。袁世凯在唐绍仪辞去代表职务后便与伍廷芳直接通过电报联系，与此同时，唐绍仪仍在上海与伍廷芳不断地进行秘密交涉。这个时期，双方交涉的主要内容集中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的交换条件上，即孙中山在清帝退位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对此，南方各派政治势力基本上是赞同的，孙中山也并不反对。

早在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他曾致电袁世凯，说明南方组织临时政府乃形势所迫，“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自己出任临时大总统也是“暂时担任”，仍在等待袁的反正，认为“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对此，袁世凯颇为不满。他一方面以唐绍仪越权为由，宣布取消唐的议和代表资格；另一方面又唆使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电奏清廷，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而反对共和，并“吁请满族亲王和贵族们出钱继续打仗”。这实际上是在给南方施加压力。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再次向袁世凯重申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达到革命的目的，并表示推袁为总统的诚意。他说：“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但袁世凯仍然对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心存疑虑。1月5日，袁世凯致电伍廷芳诘问：“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即取消？”同时，他还通过唐绍仪询问伍廷芳：“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迫切希望得到南方的切实保证。1月15日，孙中山通过伍廷芳向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这个保证后，便开始加紧进行“逼宫”，迫使清廷退位。

二　袁世凯的逼宫

袁世凯早就对清廷怀有异心，武昌起义正是其实现野心的天赐良机。正如赵秉钧所说：“项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时机，武昌事起，举朝皇皇，起用项城，授以指挥全国军队全权，正是大有为时机，得以偿其抱负。”袁世凯被清廷起用之初，便开始预谋收拾南北局势。他曾派人密告梁士诒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棼如，正赖燕孙（梁士诒）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绍仪）预为布置。”正是依靠策士梁士诒、唐绍仪等人的“策划”和“布置”，袁世凯得以在南北对峙的政局中纵横捭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

袁世凯始终在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因此，在与南方议和谈判的过程中，袁世凯业已着手从多方面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为最后的逼宫作铺垫。1912年1月3日，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逊位。1月4日，北京《官话报》发表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1月12日，驻上海外国商会致电袁世凯、奕劻、载沣，认为清廷已对中国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效力，而全国大部分人民的思想是承认共和、反对专制政体，要求奕劻、载沣“迅速转致宫廷并各皇族，立刻设法俯顺舆情”。1月15日，开缺两广总督袁树勋与四川总督岑春煊等人电奏，要求清廷“明降谕旨，早定共和政体，上法唐虞，特畀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代表组合相当政府”，“俾天下知禅让美德，实出自朝廷本怀”。以上大都出自袁世凯的授意和梁士诒等人的策划，由此而人为地造成了一个各方面要求清帝退位的氛围。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把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秘密地告诉庆亲王奕劻，说这是替清室和满人谋安全的最上办法，革命党既不让步，用兵实在危险。1月12日，清室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召开秘密会议，奕劻提出退位的话题，除了几个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大都意气消沉。次日，载沣访袁，探询退位的问题，袁世凯敷衍了事。此刻，袁世凯对于清室的态度已经心中有数了。

1月16日，袁世凯亲自出马。他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上奏清廷，宣称清廷大局岌岌可危。奏曰：“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南方民军“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各国列强因此次战祸而贸易损失不小，“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希望清廷“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否则将出现法国革命那样不堪设想的后果。“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当天，袁世凯在退朝回家途经东华门大街时，遭到革命党人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人的炸弹伏击，侍卫长袁金标毙命，并有护兵及巡警数人受伤，袁世凯得以逃脱，张、杨、黄三位革命党人被捕牺牲。袁世凯虚惊一场，便借故请假不再入朝，而仍在幕后操纵逼宫活动。

1月17日，清廷召开内阁会议。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恭亲王溥伟诸王及蒙古王公均与会，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称病未到，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为代表。会上，赵秉钧传达了袁世凯的意旨，他说：“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此言一出，当即遭到恭亲王溥伟的强烈反对，双方唇枪舌战，争执不下。最后，庆亲王奕劻打圆场，认为“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众人随声附和，会议不欢而散。

1月19日，清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醇王、（溥）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14人，举行御前会议，讨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问题。当太后提出“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的问题时，众人均“力主君主”，认为“无主张共和之理”。太后再抖出奕劻与袁世凯所谓“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及“必使摄政王退位”的说法，溥伟、那彦图、载泽、善耆等人纷纷表示反对。他们一面攻击“奕劻欺罔”，认为“嗣后不要再信他言”；一面坚决主战，甚至要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军人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但隆裕太后已有无力回天之感，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会议无结果而散。

同一天，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联衔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这显然是袁世凯意图的进一步公开表露。

为了最终迫使清廷就范，袁世凯再一次打出北洋势力这张王牌。1月26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李纯、潘矩楹、王怀庆、张怀芝等50人，致电内阁、军谘府、陆军部并王公大臣，请代奏清廷，建议清廷接受优待条件，赞同共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电文曰：“虽祺瑞等公忠自励，死生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他们强烈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其咄咄逼人之势，令清廷无处藏身，清帝退位问题已经毫无回旋余地。1月30日，清廷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各亲贵王公对于共和，均不反对”。

2月3日，清廷发布上谕：“著授袁世凯以全权，研究一切办法，先行迅速与民军商酌条件，奏明请旨。”一纸上谕，终于使清廷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