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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悄然兴起（第1页）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悄然兴起

己亥建储所引起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主要局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对于下层民众似乎并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中国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的痛苦，战争的失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他们没有能力和途径就国家大事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自发地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根本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相当非理性因素的爱国救亡运动。这就是以义和团为组织形式而发动的震动中外、名垂青史的义和团运动。

正如人们久已知道的那样，义和团运动是从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在此之前的数月间，义和团一直在其发祥地鲁西北慢慢地积蓄力量。至1899年冬，义和团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快速扩展到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内蒙古。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争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殖民地化的加剧，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新异族”传教士的所作所为而将传教士作为主要的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的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争之后则不然。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不仅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的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的兴起，中国民间的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帝国主义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于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教案不仅在规模上大于甲午战争之前，而且在政治诉求上也与战前大为不同。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的，他们在甲午之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的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工作、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他们的本职工作，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的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德国预谋侵占胶州湾时，安治泰又多次建议德国政府抢占胶州。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甚至当面建议德国皇帝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管代价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胶州——在经济与工业方面，胶州有一个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胶州的占领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这件事。”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行动与言论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的外衣从事宗教之外的事务，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与转型的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的时候，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他们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西方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

像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的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争之后瓜分中国的阴谋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争之后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就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更为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甲午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之后，便开始把德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的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或者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的不满，引起一系列的突发事情。按照中德双方的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各据具在，并无有德派兵听其剿洗明文”。然而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及这些规定，一旦山东某地发生骚乱，德国殖民当局就很快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农民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山东的民怨，山东地方当局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建议：“以胶澳条约论，凡租界外原归我国自主。所有东省铁路多在租界外，将来保护，或凭官法，或资兵力，固修铁路势所难免，然必归我国自主，庶免喧夺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的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的反抗。

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之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成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

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的殖民地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的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人等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仅山东境内就高达50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不多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反教会斗争的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的积极响应，山东地区的反教会斗争由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前身是在中国北方地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这些民间秘密结社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明清易代之后，由于满族人的“异族”统治，以汉族人为主要构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在“反清复明”的旗号下获得新的发展，在中国下层社会形成盘根错节、世代相沿的巨大势力和复杂的联系网络。他们活动的隐现起伏，直接反映了政治统治秩序的治乱兴衰。一般说来，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的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的时候，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

随着甲午战争后社会的大动**，民间秘密结社再度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自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等。这些教门、结社的成员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诸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时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的角色。

至于义和团的来源，情况甚为复杂。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认定义和拳乃19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的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的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团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的勤王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即义和团运动显然是义和拳运动的直接发展；或以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综合各家的研究，义和团的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18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义和团兴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金钟罩）及相关的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

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各种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之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义和团的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其非理性的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的质疑，自然使他们除了能够吸引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之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

作为中国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自发的斗争，义和团运动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了外国教会、中国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之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因为西方的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

至于义和团曾经宣扬过的“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也应该作历史主义的分析。这个口号的历史渊源无疑是清代早期的“反清复明”政治口号的衍生。

从“反清复明”转变到“扶清灭洋”，有着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民众尤其是汉族民众面对西方的压迫之后，已经比较自觉地认同了原本是“异族”的满洲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民众所提出的“扶清灭洋”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政治选择，清廷，尤其是清廷中比较“明智”、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几乎从来就不愿认同义和团的这一口号。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对义和团充满着敌视，他们不相信义和团这些“乌合之众”有能力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尽管清廷中某些昏庸的官僚出于一时的糊涂对义和团加以利用，但他们并没有将义和团视为自己可以充分依靠、充分信赖的阶级。这显然是义和团运动最大的历史性悲剧。

清廷不愿让义和团去“扶”，那么义和团的“灭洋”目的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义和团除了在其早期采取某些非理性的手段对外国教会的教堂进行过破坏外，当他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近代军队时，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灭洋”的盲目排外使他们不愿看到，更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非理性使他们排斥一切外国人以及一切外国的商品。这是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性遗憾，也是中国传统社会面对外来强势压力之后的自发反应。

义和团运动在酝酿发动的最初时期主要局限于鲁西南以及直隶、山东交界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曹州、单县地区的大刀会的斗争，冠县义和拳的斗争和荏平、高唐、平原一带的神拳的斗争，其规模、声势在最初时期都未能引起清廷最高统治层的充分重视。而且，由于清政府统治层内部的不同认识，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最初阶段，并没有采取真正强硬措施加以镇压，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同情、纵容、利用的色彩。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与清廷中某些人的纵容、默许、利用有关。

曹州、单县等地区的大刀会组织最初出现于甲午战争时期，他们的首领是曹州人刘士端，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以“保卫身家”相号召，以各种不同的手段秘密地反对外国教会。1896年3月，刘士端邀集大刀会众约十万人在山东单县城关火神庙聚会，唱戏四天，以聚会友，展示功夫。他们大多手持红缨枪，来来往往，公开活动，捏言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以其浑身功夫足以抵挡刀枪不入，故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等名号。时值甲午战争之后，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农村居民为患盗贼，无法处置，闻大刀会功夫能避刀枪，可以保身家，于是争相学习，不惜钱钞，富庶之家堕其术者几乎千万户。这大概是大刀会乃至义和拳最初引起农村居民兴趣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清政府在最初阶段予以容忍的原因之一。

刘士端为山东曹州烧饼刘庄人（今属单县），幼年时代从白莲教徒赵金环练习武术，习金钟罩。后参与创立大刀会，并逐渐上升为曹州大刀会的首领。与刘士端齐名的大刀会首领还有曹得礼，其家境不错，有田数十亩，为单县大刀会的首领。从他们的身份背景看，大概有点像游走江湖的艺人，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吸引群众，并换得生活费用。当然，由于这批民间艺人常年游走江湖，在他们身上必然存在着浓厚的江湖义气。这种义气在升平时代固然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统治，而一旦社会动**，这种义气又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动**的因素之一。刘士端此次聚会似乎就带有这种性质。甲午战争后“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乎无处不有。其愚者以为可保卫身家，其黠者遂借以逞其凶暴。兼以外来游匪从而煽惑，渐至聚众滋事。”“百姓有不随己者，群起而攻之；兵丁偶有触犯，鸠众而击之。”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基于近代科学背景，当然不会相信大刀会真的能够刀枪不入，甚者或许指责这些江湖艺人为“妄诞”。于是大刀会就此与天主教结下仇恨，“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尤有甚者，大刀会聚众数万人，在曹州、城武县、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同时举事，不仅烧毁了一些教堂，而且伤害了一些教民。这大概是甲午战争后大刀会起事的开端。

大刀会与教会、教民的冲突固然有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但实在说来也有最实际的物质上的利益。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一蹶不振，外国人，特别是占据山东的德国人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原本只承担传播福音的外国教会也开始渐露骄姿，他们不是感化教民、传播福音，且不分良莠，致使一些流氓无赖为着自己的私利，也跻身于教会中充当教民，寻求保护。当这些不法教民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并没有秉公处理，而每每袒护教民。此点正如山东巡抚李秉衡所调查的那样：“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应该承认，李秉衡的这些分析是合乎情理和事实的。教会的不公，无疑加深了大刀会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且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

1896年6月，江苏砀山县（今属安徽）刘隄头村教民凭借教会方面的势力无理抢割平民地里的庄稼，双方发生械斗。当地大刀会集合1000余人，焚毁了刘隄头教堂以示惩罚。邻近数县的大刀会众闻讯后群起声援，先后焚毁、捣毁教堂20余处。刘士端还派单县大刀会会众1000余人赶赴江苏助战。在山东、江苏交界的马良集，他们捣毁了当地的官署，焚毁教堂，并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砀山县的大刀会首领庞三杰闻讯后联络山东大刀会以及牛金声（一作尤金声）、彭桂林、韩秉义、陈玉得、刘仲文等首领，率众前往单县及江苏丰县戴套楼等地找教民复仇，砸毁一些教民家中的家具，并焚烧了薛孔楼洋学等。由此引起清廷的注意，谕令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各派队伍，速往镇压。

庞三杰起事之初，率众不过四五百人，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苏鲁交界的马良集等地。刘坤一与李秉衡派出的官兵与大刀会在马良集等地鏖战数次，先后杀伤大刀会众800余人，彭桂林、刘士端、曹得礼等首领先后被捕，残部千余人继续活跃于山东曹州、河南东诸、江苏徐州等三省周边地带。

曹州、单县的大刀会斗争是甲午战争之后山东地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教会斗争。这次斗争尽管时间不算太长，尽管遭到了清政府的无情镇压，但它对山东地区正在兴起的反洋教斗争，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展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