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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团体与新报刊（第1页）

第四节　新团体与新报刊

《时务报》和《国闻报》的先后出版发行，标志着戊戌维新时期主要维新报刊均已登上历史舞台，而这些新报刊的背后也差不多都有一个或多个新的社会团体作为支撑。

自从群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新知识分子群体相对说来都比较重视组织社会团体的作用，京师、上海两地强学会相继成立之后，风气所及，各地的维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特别是当京师强学会被清政府强行封闭之后，并没有真正遏制新知识分子的结社风气的蔓延，相反这一极端的措施却促使新知识分子离开了京师，利用清政府政治统治力量的不平衡和各地开明官僚的力量，创办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

在京师，强学会成立于1895年11月。为便于立足并号召四方，强学会在成立之初不得不拉入一批权势人物以壮声威。强学会复杂的人事构成显然不便于开展工作，于是参与强学会的一批新知识分子及部分开明官僚紧接着又组织成立了更加松散的“强学小会”，规模只有数十人。可能是由于康有为已经离开京师，所以强学小会就没有康氏列名，其主要骨干人物有梁启超、吴樵、夏曾佑、黄绍箕、陈炽、汪大燮、沈曾植、沈曾桐等。这些人物显然都是京师强学会的主要骨干。他们没有固定的会所，也没有固定的主题，但每隔几天就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相与讲论治平之道，亹亹勿绝”。

强学会遭封禁后，强学小会也随之而亡。不过，在李鸿藻奏请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后，强学小会也因此而逃过劫难，继续开展活动，“相与讲求实学，惟日孜孜”，人数也逐步扩大，文廷式、徐世昌等开明官僚相继加入。后经总理衙门同意，由刑部主事、总署章京张元济主持，在琉璃厂设置固定场所，延聘通西文者数人，作为教习，每日皆有固定的课程，会中人每日咸集于此，彬彬济济。强学小会继续演化，于1897年2月12日由张元济主持改名为通艺学堂，招收20余名学生补习外国语言文字。

1897年底因胶州湾事件的影响，康有为再返京城的时候，他便开始计划重续强学会之旧，与粤籍旅京人士20余人于1898年1月11日在南海馆成立粤学会，意在团结粤籍维新志士。康有为又觉得各省会馆皆为各省京官会集的中心场所，因此值得在各省会馆中推广这一以地域方式命名的新学会，“乃草书交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奉旨俞允。”正是在康有为粤学会的影响下，清政府接受陈其璋的建议，各省旅京志士纷纷成立区域性的维新团体，从而使百日维新前的新学会总数急剧上升。

1898年1月31日，闽籍内阁中书林旭遍谒闽籍旅京同乡贤达，鼓吹成立闽籍旅京人士参加的新学会，“一日而成”。闽籍旅京知名士大夫云集福建会馆，正式成立闽学会，张铁君等为领袖。

3月，由川籍内阁中书杨锐与川籍刑部主事刘光第等人发起，邀集旅京川籍同乡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集赀巨万，规模仓卒而成”。

粤学会、闽学会、蜀学会后来都相继加入康有为于1898年4月成立的保国会，为保国会的主要骨干和成员单位。

保国会成立之后，没有来得及在北京成立区域性维新团体的各省志士转而追随康有为之后，纷纷成立类似的组织，主要有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等。它们的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均为各省旅京志士和开明官僚，成立的时间也大都在1898年4月保国会成立之后。

在创办成立粤学会的同时或稍前，康有为又与文焕、夏虎臣等满洲官员数人计划筹组“经济学会”，拟将京中八旗士大夫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集中在经济学会的旗下，“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由于该会的组织构成以八旗贵族为主，故曾一度有“八旗学会”之称；又由于此会的主体为八旗士大夫，因此康有为等人计划邀请庆亲王奕劻主持，并将已经拟定的章程送呈奕劻，甚至已代奕劻草就序文。奕劻似乎原则上答应了康有为等人的请求，但对“经济学会”这一名称略有异议，坚持要删除“会”字。奕劻的意见也不为康有为等人所接受，“议不合，事遂已”，经济学会终于胎死腹中。

经济学会虽然没有办成，但康有为办学会的想法正浓，于是他令丁叔雅协助满洲贵族弟子寿富创办“知耻学会”。知耻学会的筹设至少应在1897年9月，因为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就刊载有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及寿富的《知耻学会后序》。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着重强调中国经过甲午战争的惨败，已经证明中国确实处在危机之中，中国人应该由此而觉悟，更弦易辙，知耻而后勇。然而反观中国现实，官、士、商、兵、民，几无一真知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无一真知中国之耻。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偶然的失败并不可怕，但举国上下在失败之后而不知耻，则是更可怕的事情。

知耻学会的内部组织及其活动情况和影响，由于史料阙如，现在都已不太清楚。有学者结合寿富的整体活动，认为该会的创设“在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间颇有震动，对外地也有影响”，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根据梁启超的记载，以为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以为此会的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不大。

继知耻学会而成立的是关西学会。关西学会又称“西学会”，成立于1898年2月8日，发起人为陕西、山西旅居京师的阎乃竹、宋伯鲁和李岳瑞等，“学会题名”者还有内阁中书雷延寿、户部主事王步瀛、户部主事王凤文、候选府焦连城、举人张翰等。关西学会当时公布的成立缘起强调，该会的成立主要是基于甲午战败的刺激，欲组织学会，唤醒国人，更要唤醒沉睡已久的关中人民。

根据关西学会制定的学规，关西学会确乎为一学术性的维新团体，其目标为推动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其方法则是从学术入手，致力于学习西方及日本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对于外省的有识之士，关西学会也不拒绝其参加，愿入会者，不分畛域，一律延揽，所有会员，交会费二十金，享有会员的同等待遇，每星期聚会一次不少于四小时，各以读书所得，质疑辩难，会员若有著述，也可互相质证，以期相互提高。

百日维新前在北京创办的学会多为政治性的维新团体，而在上海，或许是因为当地的社会风气使然，百日维新前虽然也创办了为数不少的学会，但除了康有为创办的上海强学会以外，更多的不是政治性团体，而是知识性、专业性学术团体。

在上海最新创办的学会现在看来可能是新学会，而新学会究竟成立于上海强学会之前还是之后，似乎还很难判断。1897年8月出版的《新学报》第2册发表的《节录本报章程》称，“数载以来，同人等本设有新学会，取《大学》新民、日新之意”。根据同年10月《新学报》第5册发表的《本学会谨启》，可知新学会实际上是一个以研讨、传播新知识为宗旨的学术性团体，其主持人为江苏吴县人叶耀元，叶原为上海广方言馆生员。1897年，新学会在上海创办《新学报》，开始成为上海比较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

新学会内部原本就有研究、传播算学的人才和功能，然而似乎为了更强调算学的重要性等原因，1896年又由新学会出面在上海创办专门研讨算学、传播算学知识的算学会。

在算学会成立的同一年冬，罗振玉、蒋黼、徐树兰、朱祖荣等人在汪康年及《时务报》馆的支持下于上海发起成立农学会。农学会又称“务农会”，其宗旨是“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推广西方近代以来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新成果，从而使中国新知识分子知道“以化学考地质，改土壤，求光热，以机器资灌溉，精制造之法之理”，以及农业产品的各种深加工技术和工艺等。

农学会并不仅仅只是重视农耕，而是兼及农、圃、林、泽、畜牧、酿造等方面，并注意改造土壤、农业工具以及育种等，同时农学会注意引进西方农艺知识，聘用西方化学师、动植物师等，所以在它成立之后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各种形式的农学会先后在各地成立，有的还自称是上海农学会的“分会”。

由农学会创办，罗振玉、蒋黼主编的《农学报》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其计划通过若干年的努力，系统翻译出版东西方各国关于农学方面的一些重要著述，“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代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该报初创时拟名为《农会报》，有农学会机关报之意，后正式出版时命名为《农学报》。先后为《农学报》撰稿的除了创办人罗振玉、蒋黼外，还有梁启超、张謇、史念祖、马良、陈虬、谭嗣同、汪大钧以及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担任翻译的有王丰镐、吴治俭、吴尔昌、朱树人、陈寿彭、胡浚康、沈纮、罗振常等。

《农学报》的栏目设置主要有奏折录要、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农会博议，以及农学入门、蚕桑问答、农学初阶、农具图说等。其论说栏先后发表有梁启超的《蚕务条陈叙》，张謇的《论农会书》，罗振玉的《农官私议》《论农业移殖改良》《垦荒私议》《德意志农会纪略》《闽中农语》，谭嗣同的《浏阳麻利述》《浏阳土产表叙》，汪大钧的《论农会书》，史念祖的《史抚军推广开垦折》，以及马良、汤寿潜的《务农会条议》等。

《农学报》共出版315册，1906年1月终刊，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农学专门刊物。

在算学会成立的同一年即1896年，邹代钧、汪康年、陈三立、吴德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地图公会，设会址于上海四马路时务报馆内。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又字沅帆，湖南新化人。他出生于一个舆地世家，其祖父邹汉勋是清代著名的舆地学者，曾协助魏源绘制过《海国图志》中的列国地图，并有地理学及地图绘制方法方面的著作传世。邹代钧自幼致力于测地绘图之事，通晓历代疆域沿革，精于测绘之学。1885年，经两江总督曾国荃的推荐，邹代钧曾随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在出使途中，他一面协助办理外交，一面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研究地学，所著《西征纪程》详细记录所经各国的地势、疆域、山川、海洋、政教及历史、风俗等。1889年归国后，他一度出任会典馆纂修。1891年，湖北舆图局成立，邹代钧应张之洞之邀，出任舆图局总纂，主持湖北全省地图的测绘与编辑。1894年，他完成测绘任务后转任武昌译书局海国地图编辑。1895年，他列名上海强学会，并且于此时在吴德潇、陈三立、汪康年等人的支持下，在武昌创办了一个名为“舆地会”的新社团。不久，邹代钧应邀赴湖南主持《湘学报》舆地门，在南学会主讲舆地学一门，似乎还曾出任过湖南时务学堂舆地学教习。

邹代钧的思想倾向介于新旧之间，他在总体上对当时中国的危机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有所改变，否则不足以救亡图存。但是，他似乎也不赞成康、梁等人的政治解决方案，而认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应该从各个方面的细节做起，所以他虽然列名过强学会，但对这种只图政治热闹的事情并不太热心。他曾指出：“盖学会有甚难处，所讲之学，门径甚多，我辈数人自问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问难，且泰西学会无非专门，如舆地会等类是也。今欲合诸西学为会，而先树一学会之的，甚不容易。”所以，由邹代钧牵头成立专研地图的新学会，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地图公会成立之前，以中文注记的世界地图已有数种，如《瀛寰志略》本、《海国图志》本、制造局的《地球图》本等，这些地图虽然都是照西文原图翻译，但辗转绘刊，不无差异。且前此的地图比例过小，山川形势等标记也不太清晰。而坊间所印的一些万国舆地图及中外地舆图说等等，则错误更多。邹代钧计划将德国、俄国、英国、法国等比较权威的地图尽量照原图石印，以便为国人提供更加权威、更加实用的世界地理知识和地图。至于国内各省的地图，邹代钧“拟用胡文忠全图为底本，而以本会所藏近今中外测定各种新图”，“参订胡图，误者改之，略者增之。并不惜重赀，托友人于京师将各省业经咨呈会典馆图稿摹绘一分，以资参订，分省为图，其分率较外国图大倍之”，大约有600余幅。

译印西文地图是邹代钧多年来的夙愿，在汪康年等友人的支持下，邹代钧在长沙组织了一批人，似乎以“舆地会”或“舆地局”的名义进行了艰难的工作，他们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就绘出国内各省地图近百张，极为精美。为了体现更好的印刷效果和提高绘制速度，邹代钧同意改变原来用石印的计划，准备引进日本的印制技术，改用铜版进行印制。

译印西文地图公会成立于上海，但由于邹代钧个人主要在长沙协助陈宝箴办理矿务总局的新政事宜，所以绘制地图的工作也就主要在长沙进行，汪康年与邹代钧之间主要依靠通信进行联系。大约到了1896年10月底，西比利亚、西域、蒙古等处的新图百余幅已经绘制完毕，邹代钧等人开始着手绘制中国内地的新图。1896年12月30日，邹代钧收到汪康年寄来的印制地图合同，确定第一批百余幅地图在武汉印制，预定于1897年5月16日前后出版发行，计划于1897年“七八月间又可接印第二批”。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情况看，这类新学会虽然列名者不少，但真正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并不多，这种专业性特强的学会事实上只是少数人的职业。

在上海，与译印西文地图公会相类似的新团体还有王仁俊（干臣）于1897年8月28日创办的译印中西书籍公会及由顾涧宾、黄尧圃等人于1897年10月创办的上海印书公会，由董康、赵元益等人于1897年秋创办的译书公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