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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外资企业发展和买办队伍扩大（第2页）

西方列强图谋在华建筑铁路权利的活动，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并在19世纪70年代作了一次尝试。1872年，上海的英美商人联合组成吴淞道路公司（WoosungRoadCo。），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在上海修筑铁路的阴谋活动。首先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以修建马路的名义骗取上海道台冯焌光给予收购地基的权利；旋即改吴淞道路公司为吴淞铁路公司，在伦敦挂牌集资，并于1874年12月擅自动工筑路。1876年7月，吴淞铁路筑成通车，全路长10英里。不久因遭当地人民反对，清政府于1877年10月以28。5万两的代价赎回并拆除。由此，英美商人不仅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丰厚的赎路代价，而且在该路通车期间获得了良好的效益，在1876年12月至1877年10月的10个月内，票价收入达38300元，尝到了好处，也达到了把铁路向中国“介绍进来”的目的。

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辟电报通信业的图谋则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得以部分实施。1870年4月，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TheEasterensionAustralasiaandaTelegraph）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要求获得自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的海底电报线架设权。随即获得总理衙门的“通融办理”的许可，限以“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于是，大东电报公司便将海底电报线接至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船上，基本上达到了目的。接着，由丹麦、挪威、英国、俄国商人联合组成的大北电报公司（TheGreatelegraphCo。），以其子公司大北中日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dJapaelegraphCo。）于1873私自铺设了上海至长崎、上海至香港的海底电报线。1881年，大东公司又乘李鸿章请求大北公司架设津沪电线之机，获取了香港至广州的电线架设权。

随着在华和来华运行外资轮船数量的增加，以修理轮船为主外资船舶修造厂也进一步发展起来。由于此类工厂直接与外资轮船航运业相关，所以最早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广州出现，并逐渐形成为香港和广州黄埔地区的外资船舶修造业中心。接着上海、福州、厦门、汕头、烟台、天津等沿海口岸，也从19世纪50年代起出现外资船舶修造企业。60年代以后，除香港、黄埔地区的外资船舶修造业继续发展之外，上海的外资船舶修造业迅速发展，形成浦东地区的船舶修造业中心，而且在机械设备和造船技术上也有较为明显的改进。

在香港、黄埔地区，1863-1866年新成立的工厂有9家，到1867年时经过竞争、兼并，获得发展的主要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andoaDockCo。）、于仁船坞公司（UnionCockCo。）、高柯船厂（p;Co。）和花娇臣船厂（Ferguson&Co。）4家，共有泥坞、碎石坞、碎石洋灰坞等各种船坞12座。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的资本额从创办时的24万元，增至1865年的75万元、1870年的100万元、1886年的156万元。据1867年的记载，各船厂“都装备着钳机浮门、蒸汽抽水机、旋床、刨床、螺钻机、截斩机和压穿机，还有锅炉厂、炼铁厂、铁工厂和造船厂”。它们已成为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船舶修造厂，不仅能够修理各种轮船，而且也制造和装配了一些轮船。在1843-1869年间，该地区共设立外资船舶修造厂47家，总计造成新船21艘，多数为帆船；1869-1894年新设船舶修造厂19家，所造的新船达69艘，且多数为轮船。这表明，这一时期新设船厂较之上一时期不仅规模扩大，而且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在上海地区，外资船舶修造厂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设备较差，进入60年代之后，则状况大有改变。1860-1865年共有9家船厂建成，其中最主要的是1862年建立的英商祥生船厂（Boyd&Co。）和1865年建成的美商（后改变为英商）耶松船厂（Farnham&Co。）。祥生船厂，在创办之初称“内格生船厂”（Nip;Boyd），到1865年经过改组而称本名，已建有机工场、铁工场、木工场、锅炉房、翻砂铸工场，机器设备则包括蒸汽引擎、锅炉、车床、刨床、轧床、钻孔机、剪截机、蒸汽铁锤、熔铁炉等，当时被誉为“东方设备最完备的企业之一”。到1888年时，已制造轮船31艘；1891年时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拥有资本80万两、工人近2000人。耶松船厂，在开办后的几年内，租用他人的船厂和船坞进行生产，1884年时已能生产载重2000吨、航速11海里的先进轮船，到1892年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资本为75万两、工人2000余人，并收购和丰船厂。该两厂在1882-1893年间共造成大小轮船37艘，其中19艘为清政府所定造。

此外，福州、厦门、汕头、烟台、天津也陆续出现了外资船舶修造企业，表现外资船舶修造业在这一时期开始普及开来。

继船舶修造业之后，外资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设立以缫丝和制茶为主的出口品加工工业。

外资缫丝企业出现于60年代初，且集中于最主要的输出口岸上海。1861年第一家外资缫丝厂——怡和纺丝局在上海成立，到1870年因亏损而停办。从70年代末开始，外资丝厂重新崛起，并形成**，使上海成为既是生丝出口中心又是缫丝业基地。其中主要的丝厂有：1879年，旗昌洋行建成旗昌丝厂，到1882年时约有缫丝车400架。1882年则有三家相关企业成立：一是美商有恒洋行集资30万两筹建的丝绸公司，以织绸为主，兼营缫丝、染色，置有织机200张；二是英商公平洋行创办的公平丝厂，置有缫丝车216架；三是怡和洋行设立的怡和丝厂，置有缫丝车200架。1890年以后又有4家外资缫丝厂出现，即1891年成立的英商纶昌丝厂、1892年成立的美商乾康丝厂、1893年成立的法商信昌丝厂、1894年成立的德商瑞纶丝厂。据20世纪初的记载，这4家缫丝厂共计约有150万两资本、1500架缫丝车。但是，这些缫丝工厂由于蚕茧供应的困难或经营的问题，到1894年时有5家破产，2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唯有怡和丝厂1家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和发展。

外资茶叶加工企业最早于1868年在台北出现。从70年代中期起，汉口成为外资机器茶叶加工业的中心，出现了一些俄国商人开办的砖茶加工厂。1875年，汉口的英国领事报告说：“这里有两家俄国商人经营的砖茶制造工厂，他们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使用的粗笨的压机。"1878年时，汉口的外资砖茶工厂已增至6家，但真正使用机器加工的只有3家。到1894年前后，又有1家机器砖茶厂出现，合前为4家，共有砖茶压制机15架、茶饼压制机7架，能日产茶砖2700担、茶饼160担。从1872年起，俄商砖茶厂开始逐渐向福州、九江等重要茶叶出口地区扩展，截至1877年，福州已有9家茶厂，九江也已有了2家茶厂，此后基本保持这一状况。

此外，外资还开始向其他轻工业和公用事业领域扩展。如在出口品加工业方面，榨油、制糖、蛋粉、制革等企业有所建立。在进口替代品制造业方面，开设了一些面粉、面包、糖果、酿酒、汽水等食品工业和烛、皂、火柴、家具、建材、造纸和印刷等生活用品制造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设立了一些为来华外国人服务的发电、自来水和煤气等企业。不过，这些轻工业和公用事业，尚为数较少，规模较小，处于起始状态。

三　外资金融和保险企业的扩展

1865年是外资金融业在中国扩张的一个重要年份。在1865年之前的20多年中，外国银行虽已开始在中国的香港、上海、广州设立分行、代理处等分支机构，但数量尚不多，总行均未进入中国，业务也只限于为中外贸易服务的中西汇兑和外汇投机，唯有丽如银行一家在香港发行钞票。从1865年起，外资银行的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从汇丰银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在香港设立而开始的。

汇丰银行发起于1864年，是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为首要目的、广泛满足外国对华经济扩张需要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它的发起书声称：“目前在中国的银行，只是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业务，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汇丰银行就要弥补这个缺陷。”它设总行于香港，成为第一家将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它的最初资本由在香港的洋行老板们集成，发起后又面向香港、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商界广泛招股；到1865年3月，额定资本500万元即被认购满额，并收足半数，从而又成为第一家在中国筹集资本的外国银行。4月，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同时开业，同时在香港发行纸币，1867年在上海发行钞票。1866年，相继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设立分理处，其中汉口和福州分理处于1868年升格为分行。进入70年代以后，其势力逐渐向各通商口岸扩展，先后在厦门（1873年）、烟台（1876年）、九江（1879年）、广州（1880年）、北海（1880年）、天津（1881年）、澳门（1881年）、打狗（1886年）、北京（1889年）、牛庄（1892年）、基隆（1894年）11个城市开设分支机构。与此同时，其经济势力也迅速扩大，资产总值从1870年的3805万元上升到1890年的14969万元，上升了293。40%;同期的存款数额从940万元增加到10311万元，增幅达996。91%;发钞数额从1874年的224万余元增至1892年的976万余元，增加了335。71%。由此可见，到1894年之前，汇丰银行已成为一个规模最大、效益最好、影响最广和势力最强的外资银行。

在汇丰银行设立以后，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批外资银行陆续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其所属国家政权力量的支持。

英国的德丰银行（NationalBankofIndia）、大东惠通银行（TheTrustandLoanpanyofa，Japas）、中华汇理银行（NationalBankofa）相继于1875、1890、1891年进入中国。

德国政府于1872年支持德意志银行（DeutskAktie）到中国设立据点，到1890年又以德华银行（DeutscheAsiatiseheBank）取代德意志银行，作为在中国的专营银行。

法国政府也在1890后专门成立东方汇理银行（BanquedeL'Indoe），接替1860年在中国设立的法兰西银行（ptoirD'EsptedeParis）分行。

日本政府所支持的“作为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对外贸易的责任银行”的横滨正金银行，于1893年在上海设立了代理处，开始将触角伸入中国。

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华俄道胜银行也于此时进入中国。

经过20多年的扩张，到1894年时，西方6个主要列强国家中，已有英、法、德、日、俄5国的银行势力进入中国，只缺美国；外国银行（包括汇丰银行）的分支机构已达到45个，基本上遍及各通商口岸。与此同时，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行纸币者从汇丰银行一家扩大到此前成立的英商麦加利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由此，外国侵华金融资本系统已基本形成，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流通日益受到外资银行的影响乃至控制。

外资银行还日益增多地向中国提供贷款，成为外国资本输出的主要代理者。

中国举借外债始于1853年，到1890年共计举借外债43笔、45922969库平两。1864年之前为13笔，数量总额为2234748库平两，贷款者主要是外国在华洋行。1865年之后为30笔，数量总额为43688221库平两，是上一时期的19。55倍，其中除了2笔外债由银行和洋行合作贷款之外，由银行单独贷款者有20笔，合计数额高达32778739库平两，占这一时期外债总额的75。03%。显而易见，随着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及其经营业务的改变，使之日益成为中国举借外债的主要渠道。不过，由外资银行所提供的外债，绝大多数出自汇丰银行，计17笔、28964775库平两，分别占外资银行贷款总数（笔数以22笔计）的77。27%、88。36%。其他外资银行虽均有向中国提供借款的欲望和举动，但除了英商丽如银行和德国华泰银行分别都单独提供1笔、与洋行合作提供1笔、德华银行提供1笔之外，大多在汇丰银行的竞争下而没有成功，可见从银行和国别构成上来看，外资银行向中国贷款尚未成为普遍现象。

与金融业有着类同性质的保险业也在这一时期有比较明显的扩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有极少数的外资保险公司出现。据目前所能见到资料来看，最早出现的外资保险企业，是由一些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合资，于1805年在广州成立的谏当保安行，到1836年由英商怡和洋行接管，并改组为谏当保险公司（亦称“广东保险公司”，suranpanyLtd。）。1835年，宝顺洋行还在广州（1841年移香港）创立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Iyof）。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对外贸易和沿海贸易的发展，保险公司逐渐增加起来，并开始向各通商口岸推进。1857年，怡和洋行的谏当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开设了分公司。1862年，由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设立扬子保险公司（YangtzeIion），创办资本40万两，实收20万两。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5家洋行合资在上海成立了名为“保家行”（NorthsuranceCo。）的保险公司，其实收资本，初创时只有12。5万两，到1869年时已增至30万两，不久又增至60万两。

1865年后，在华外资保险公司有了进一步发展，新设公司不断出现，旧有公司规模扩大。1865年，由华侨商人集股在香港开办保宁保险公司（aTraders'InsuranceCo。，在香港亦称“中外众国保险公司”），以美商琼记洋行为总代理，仁记、德兴、华泰、英茂、旗昌、利源、和记、德记等为地方代理行，在香港、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汉口、烟台、九江、营口、宁波、厦门、汕头等地经营水火保险业务。1866年（或说1867年），怡和洋行又在香港创办火险公司（亦称“火烛保险公司”，HongkongFireId。）。1867年，在香港的英国和美国商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华火烛保险公司（aFireId。），先后在上海、汉口、天津、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九江、烟台、北京、广州、营口、沈阳设立分支机构。1870年，琼记洋行在上海设立维多利亚保险行（Vis。Co。），资本150万元。同年，宝裕保险公司（dJapanMarineInsuranceCo。）成立。还有在1871年之前设立的中日水险公司（a&JapanMarineInsuranceCo。）。1871年，华商保安公司（aTradersInsuranpany）成立，资本6万镑。1875年之前，还有中国保险公司（suranpany）成立，资本6万镑。1875年，太古洋行又在上海设立海洋保险公司。1893年，立德洋行在重庆设立利川保险公司。在以前设立的保险企业中，谏当保险公司于1881年进行改组，额定资本扩大到250万元，当年收足50万元。于仁洋面保安行，到1874年时，其分支机构已发展到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镇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台湾及日本的某些商埠。扬子保险公司，在1865年以后，业务和规模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883年业务扩展到伦敦及世界其他地方，额定资本增至80万两；1889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1891年，其创办者旗昌洋行倒闭，公司便成为独立企业。

此外，外国保险公司也纷纷在中国设立代理机构。这些公司有：1861年前，英国公裕太阳火险公司（SunFireOffice）；1861年，德国亨堡勃力门保险公司（HamburgBremenFireInsuranceCo。）、英国皇家保险公司（RoyalInsuranceCo。）;1867年前，英国凤凰火险公司（PhoenixFireInsuranceCo。）、英国巴勒保险公司（NorthBritish&Mersurad。）、英国永平保险公司（ImperialFireInsuranceCo。）、英国伦敦保险公司（London&ProvineInsuranceCo。）、英国环球保险总行（LiverpoolLondon&GlobeId。）、英国皇后保险公司（QueenInsuranceCo。）、荷兰的水火保险公司（BataviaSea&FireInsuranceCo。）;1872年前，英国尤宁水险公司（UnionMarineId。ofLiverpool）、荷兰望赉保险总公司（JavaSea&FireInsuranceCo。）;1884年，英国的永隆保险公司；1891年前，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TokioMarine&FireId。）、德国北德商保险公司（ssuranceCo。）、美国的永安保人险公司（EquitableLifeAssuraheUes）、新西兰的南英保险公司（SouthBritishFire&MarineInsuranceCo。）、保宏保险公司（NewZealandInsuranceCo。）、意大利的意泰保险公司（AssiiGenerali））;1891年，加拿大的永明人寿公司（SunLifeAssuranceada）。

这些保险公司，在初期都由相关航运企业合伙设立，主要为合伙人自己互相保险，都主要做轮船运输方面的保险业务，后来逐渐发展为面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专业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也大有扩展。如香港火险公司，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哈尔滨、北京、汉口、安东、宜昌、天津、福州、重庆、大连设有分号或代理处，经营范围包括水火、家庭财产、盗难、地震及其他。于仁洋面保安行，在初期时它的“顾客就是该行的股东，它们用这个办法为自己谋利。到1874年这个办法结束了，这家保安行在伦敦设立了分行后，已经发展为其活动范围遍及全球的一家大的专业保险公司，不再是只为股东提供互助保险的企业了。”上海各火险公司于1892年时议定的一份保费协议书写道：“各款保费价目录列后：一、上等杂货洋栈，除丝茶洋布不在其内，每千两一年计保费四两。二、上等最好石库房四面有墙者，或两幢相连，四面高围墙者，每千两八两。三、上等洋房号铺坚固砖墙者，每千两八两。四、石库门坚固房屋，前后砖墙，两边三五家屋面有风火隔墙者，每千两十两。五、市房门面仿洋式内系中国式者，每千两十两。六、木架市房洋布字号，每千两十二两。七、店号市房或住宅木架房屋，每千两十五两，烟馆每千两另加二两。”这说明，这家保险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是各种房产保险，与轮船航运已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经营业务的变化和扩大，在其他保险公司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总之，到1894年时，加上前一时期，外国在中国所办各类企业的资本总额已达到21370万元，其中商业资本9284万元，占43。44%;工业资本2791万元，占13。06%;交通业资本2615万元，占12。24%;金融业资本6680万元，占31。26%。可见，截至1894年，外资对华扩张的主要领域虽仍然在商业，但金融业已有较大增强，工业和交通业也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