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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天京的陷落（第1页）

第七节　天京的陷落

湘军以安庆为基地加紧了对天京的围攻。太平军为此发动颇具声势的解围之战，却未能取得胜利。李秀成的“进北攻南”之役，也未取得效果。太平天国东战场的局势急剧恶化。苏、常等重镇在李鸿章淮军和戈登“常胜军”的联合进攻下先后陷落。浙江省的多数城市，包括省城杭州在内，也相继落入左宗棠湘军之手。天王洪秀全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并于天京陷落前不久病逝。李秀成于天京城破后组织了突围，并掩护幼天王逃走，但其本人在郊区被俘。他在亲笔写下了也许是多余的话的“供词”之后被曾国藩杀害。

一　天京解围战的失利

忠王李秀成率精锐主力从苏州赶到上海前线，利用英、法侵略军与协同作战的清军之间的矛盾，一举克复嘉定、青浦，并乘势进围松江。正当松江指日可下、上海岌岌可危之时，在天京上游的湘军却以破竹之势连续扫**了沿江太平军所占据的一系列重要城镇和关隘，进逼天京城郊。太平天国的首都受到严重威胁，“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李秀成在严诏之下只得撤军回援。二次进攻上海之役被迫中止。

还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秋湘军攻占安庆后不久，曾国藩即图谋东进，夺取江、浙。1862年（同治元年）春，他开始实施三路进军方案：左宗棠所部湘军于2月入浙，从衢州向金华、杭州进攻；曾国荃所部湘军于3-4月间从安庆沿江东下，进逼天京；李鸿章率新建的淮军于4-5月间由安庆分三批乘轮船径赴上海，再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常州发起进攻。三路大军分进合击，太平天国陷入了东支西绌的困境。

1862年3月，曾国藩奏陈其进攻天京的计划，并指出：

惟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欲拔本根，先剪枝叶。仍须计算各路游击之师，数倍于金陵围城之师，庶几无撤回之虞。

曾国藩仍坚持剪除枝叶，稳慎行事。同月，曾国荃被清廷擢为江苏布政使。上谕称：“江苏布政使著曾国荃补授。该员系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弟，例应回避。惟该省军务紧要，需员办理，著毋庸回避，以资得力。”此时曾国荃已率新募湘勇抵达安庆，4月即开始行动。北路曾国荃部先后攻取江北的巢县、含山、和州，又夺取西梁山要隘。南路曾贞干部和鲍超部分别攻取繁昌、青阳等地。接着，湘军又在水师的配合下攻取芜湖。5月底，湘军水、陆均突入天京周围地区。水师进泊天京护城河口。曾国荃部湘军则进抵雨花台扎营。

李秀成返回苏州后，即于6月22日（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在苏州召集诸将会议，商议对策。出席这一次会议的有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纳王郜永宽、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财、相王陈藩武等。会议认为：敌军由上而下，有水师之利，其势甚雄，我劳彼逸，不可与争锋，应将苏省米粮军火等多多运回天京，作长期守御准备。待24个月后敌久顿坚城，已无斗战之心时，再一鼓作气将其打垮。

但天王不从此计，严令李秀成亲率大军驰援天京，并派补王莫仕暌去苏州坐催，甚至责其有“自图之意”。忠王乃于8月6日召集补王莫仕暌、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堵王黄文金、首王范汝增、来王陆顺德等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调集各王所统军队，并合侍王李世贤、护王陈坤书等共十三王的军队救援天京。由于洪秀全的“强本弱枝”政策，李秀成的重要部将此时大都已封王，且各有分地，这给他的指挥造成了一些困难。因此他在会议所形成的文件中强调：“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为了消除洪秀全的猜疑，李秀成将苏浙两省政权全部交给各将，又将母亲和家眷由苏州送回天京，交给天王为信。此前，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消除隐患，以稳定其统治区的社会秩序，如7月9日苏、松、嘉、湖各地太平军同时动手，一举消灭枪船匪帮即是其一。

9月中，李秀成率军由苏州出发。10月，10多万大军对进围天京的曾国荃部湘军发起猛烈攻击。围攻的太平军最多时已近20万众。此时曾国荃的湘军“墙高濠深”，已立定脚跟。曾国藩针对其部新勇较多的特点，早在7月间即告诫其“总以‘不出濠浪战’五字为主”。此时各路太平军“昼夜猛扑，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但曾国荃执意坚守不出。曾国藩更为其出主意，让他找出太平军的薄弱之处，并待其“疲乏思归”之时，伺机主动出击。曾国荃依计，“破贼十三垒”。但在太平军的巨大压力下，他决定收缩战线。曾国藩对此深以为然，去信说：

既不能围城贼，又不能破援贼，专图自保，自以气敛局紧为妥，何必以多占数里为美哉？少几个当冲的营盘，每日少用几千斤火药，每夜少几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不仅此次也。

太平军自10月13日围攻曾国荃雨花台军营，到11月26日，前后共猛攻45天，却未能切断湘军的后勤补给，更未能攻破雨花台的湘军大营。从战役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这次解围战仍给湘军以极为沉重的打击。曾国藩事后即承认：“当忠酋初退之际，官军疫疹之后，继以伤亡，重以疲困，自不能再出征剿。”又说：“尤可痛者，疾疫物故万有余人”；“贼中广购洋枪洋炮之类，我军伤亡殊众，亦视昔日局势一变。看来东南浩劫，盖无了日，良增叹惋！”

天京解围战的失利，从战役指挥上说，与李秀成在用兵上沉稳有余、勇战不足的特点有关。每有大的军事行动，李秀成都能召集部属或同僚会议，集思广益，谋定而后战。这是他的长处。但有时他未免过于审慎而有畏敌之嫌。曾国荃曾认为李秀成“勇冠诸贼”，但曾国藩却不以为然，说他是“滑而无勇”。李鸿章亦说李秀成“狡谋恇怯，其用兵较狗逆（即陈玉成）稍稳，然胆气不足”，“似不耐战”。这些评论应该说都是很中肯的。他与陈玉成军协同作战时，两军积极配合，相得益彰，常能取得胜利。但陈玉成败没后，李秀成的上述缺点便暴露无遗了。

十三王兵力众多，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大约不少于十万，至少为曾国荃湘军的两倍，在武器装备上亦占优势。可惜他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联万心而作一心”，而是各有其小算盘，不愿过多消耗自己的实力，当然不能制敌于死地。此时适逢慕王谭绍光等在东线青浦四江口战败撤退的消息传来，苏、昆腹地空虚，各王更加无心恋战。延至11月25日，主力开始东撤；次日，忠王亦回苏州。

四　江口之战乃李鸿章的得意之笔。自太平军主力撤返苏州后，英法联军与清军合作，于10月下旬攻陷嘉定。11月初，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从苏州、嘉兴、杭州等地调集10多万军队反攻。淮军各部前往迎击。两军在青浦之三江口、四江口一带激战。11月12日，李鸿章亲自赶往黄渡，并在离四江口相近地方扎营。这位刚届不惑之年的署江苏巡抚仍颇有英气。据记载，他于12日当日“亲带巡捕一人，策骑往探”，在看到太平军的旗帜招展后，仍继续前进，并高声呼唤：“我便是李大妖头，明日快与我来交战！”说毕，“缓辔而回”。次日四更造饭，黎明拔队，紧逼太平军营垒。但太平军并不出营接仗。李鸿章又往叫唤：“快来交战！”经过几次三番的挑战，太平军乃“轰然出队”，约战两时许，淮军“少却”。常胜军则已绕至太平军营垒后放枪攻击，淮军乘势发起进攻，“计贼营七座尽行踏毁，并救出两营官兵，擒斩长发约万余人。这场大战，足寒贼胆。”四江口之战，实际上是太平军第二次上海之役的最后一战。此后，太平军再也无力在上海周围地区发动攻势作战。李鸿章因四江口“奇捷”，于12月3日被实授江苏巡抚。

二　李秀成“进北攻南”与天京以东战场的瓦解

李秀成攻曾国荃湘军营垒不下，受到天王的革爵严责，又令其进兵北行，开始“进北攻南”之役。所谓“进北攻南”，也就是从长江北岸进攻上游敌之后方，迫使敌人调动南岸兵力解救北岸，调动下游兵力解救上游，其目的仍是解天京之围。李秀成的大军于1862年12月8日即开始昼夜赶渡，冲过江浦、浦口。18日，克安徽含山。次日，克巢县。21日，克和州。但其本人因常熟不稳而赶往苏州。1863年1月11日，即发生常熟守将骆国忠叛变投敌的事件。他于苏州部署慕王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讨伐叛徒后，才又于1863年3月31日赶到安徽巢县指挥进军。他留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等军牵制清军，自己拟率大军由安徽之舒、六、英、霍疾趋湖北。但其致干王洪仁玕的文书却为曾国藩所缴获。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5月12日的日记中不仅记载了李秀成文书的大致内容，还附录了曾国藩的相关批语：

我军在庐江，得伪忠王与伪干王文书，言窜北岸欲以扯动南岸官兵（节相朱笔批：徽宁防局千稳万稳），使南岸之贼进攻得以顺手，谓之进北攻南。又言天京粮食甚少，欲直从英、霍至武汉犯荆襄（又批：已调成大吉守蕲、黄一带，并请希帅驻黄州），在彼处招募人马，水陆齐下（又批：水路何得狂逞）。又言伊上行后，官兵必攻和、含、九洑一带（又批：贼所最畏者，此一层耳）。但曾某之兵，守则有余，战则不足（又批：料得不错），如来攻城，可即与之交锋（又批：贼若野战，我之利也），云云。

曾国藩为此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此时皖北捻军张乐行已为清军击败，扶王陈得才部也已退回陕西。李秀成的“进北攻南”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时至5月19日，太平军在进攻六安时即因兵乏粮匮而不得不回军。从寿州东回时，又因没有粮食，吃草充饥，战士饿死很多。6月13日，雨花台石城被曾国荃湘军攻陷。天王又紧急差官捧诏召李秀成回京。部队过江时，因水涨，加之敌军的水陆进攻，未及渡江的部队大都战死。历时7个月的“进北攻南”之举，不但未能调动围困天京的敌军上援，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损失。李秀成对此曾沉痛地检讨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

李秀成回到天京后，天王加封他为真忠军师，留守天京。但此时东线局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淮军在常胜军（已由英国军官戈登统带）的配合下，占领了常熟、太仓、昆山等地，正积极向苏州进军。浙江方面，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的湘军在西部连下严州、金华等城，东进富阳。东部以宁波为基地的英、法军，以及仿照常胜军组建的常安军、定胜军和常捷军，先后攻占绍兴等城。常捷军更与左宗棠军合攻富阳、杭州。苏、杭各将日日飞文告急，但天王直到1863年9月才放李秀成出京东下苏杭，且又限其40日必须返京。李秀成以慕王谭绍光坚守苏州，自己调集军队与淮军及常胜军会战。但敌军有远射程大炮，又得火轮船之利，苏州外围的作战以太平军失利而告终。苏州被包围后，忠王于11月29日召集诸将会议，倡议放弃苏州，将部队转移出去。但慕王主张坚守。纳王郜永宽等8位高级将领因已与淮军及常胜军接洽投降，也不同意忠王的意见。12月1日，李秀成黯然离开苏州，但仍在无锡以东的马（茅）塘桥驻守，以对苏州作最后的接应。郜永宽等则加紧策划献城。12月4日，8位叛将在慕王谭绍光召集会议时即席将其刺杀，当晚将慕王首级献给李鸿章。5日，淮军进入苏州。6日，李鸿章设计在举行宴会时将献城的八叛将全部杀死，城内的淮军也同时动手，大肆屠杀业已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并洗劫了整个苏州城。戈登为此和李鸿章闹翻，甚至拒受清廷赏赐的功牌和赏银。

苏州失陷8天后，无锡于12月12日被淮军攻陷。守将潮王黄子隆于被俘后遭杀害。但常州却因无常胜军的协助而久攻不下。李鸿章请人到昆山劝解调停。英国公使普鲁斯亦致函表示关切。1864年2月2日，戈登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陪伴下到苏州会晤了李鸿章，表示愿意继续率常胜军与其协同作战。李鸿章为此大为振奋，并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两军一起于3月间先后攻陷宜兴、溧阳等城市，切断了常州的外援，最终于5月10日将其攻陷。常州守将护王陈坤书在手刃多名敌人后被俘。在被带到李鸿章面前时，陈坤书仍昂然直立，拒绝投降，并愤然表示：要不是戈登及其军队协助你作战，我定叫你毫无办法从我手中夺取这城池！陈坤书和其他两广籍的老战士全部惨遭杀戮。

浙江方面。浙东的绍兴等城在清军与外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于1863年3月间即告失守。1864年，清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浙西的杭、嘉、湖三府。嘉兴于3月25日被李鸿章的淮军攻陷。杭州、余杭守军在左宗棠湘军的全力进攻下，于3月31日同时撤退。太平天国的苏浙战场在天京被攻陷前，除湖州的孤立据点外，业已彻底瓦解。苏浙战场各城的太平军守将，或战死，或投降。撤出的部队则在侍王李世贤统带下分路冲入江西就粮，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

三　洪秀全病逝

忠王李秀成于苏州失陷时正在马（茅）塘桥。据其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