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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第1页）

第二节　清政府于鸦片走私的对策

一　清政府禁烟

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超额的利润，给中国却带来了极大的灾害。鸦片烟毒在中国大地上泛滥，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清政府从18世纪初叶起，便开始推行禁烟政策。

早在1729年，雍正帝便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对“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借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从雍正皇帝的这道禁烟令来看，对于贩卖、开馆者及相关责任者，所处刑罚并不算轻。但是，这道禁烟令有一个重大的漏洞，即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只禁贩卖设馆，不禁吸食、进口鸦斤，因此根本不能从源头上禁绝烟毒之源，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禁烟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道禁烟令的颁发，也明确地显示清政府当局早就意识到鸦片烟毒的危害，并在清代前期即已确立了禁烟政策。

乾隆时期，清政府的禁烟政策依然是只禁鸦片烟，不禁鸦片进口。在当时的海关则例中的药材项下，仍订有鸦片税率。如1753年（乾隆十八年）的《关册》中规定：每担鸦片应纳银三两，1755年的税则则规定鸦片一斤，“估价五钱”。由于禁烟政策上的矛盾与漏洞，为鸦片输入打开了方便之门。1767年，鸦片输入突破1000箱，1786年突破2000箱，1790年又超过4000箱。在当时，“鸦片像英国的哆罗呢和印度的棉花一样，是进口船中的货载，公开地交易，并且用同样的方法经过船只的保商即公行的一个会员出售的。”结果便是，“内地嗜食者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鸦片售价也越来越高。乾隆帝虽于1780年曾经采取过严厉的禁烟措施，但仍没有效果。

1796年，嘉庆帝继位伊始，即颁布诏令，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至此，鸦片贸易成为非法。1800年，嘉庆帝又据两广总督觉罗吉庆的奏请，重申严禁鸦片进口政策，同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这次禁烟比雍乾两代较为坚决彻底，对于以任何名义进行的鸦片贸易概行禁绝。但是，由于中国内地鸦片吸食者日众，鸦片贸易利润巨大，所以在鸦片贸易被嘉庆帝明令禁止后，非法的鸦片走私便日益猖獗起来。鸦片贩子们把交易的地点由广州移至澳门。他们先是在澳门、黄埔设立堆栈，最后则在珠江口附近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鸦片趸船，并由兵船加以保护。鸦片烟贩在中国沿海各地私行销售，甚至在京师亦暗中售卖。为了杜绝鸦片走私，1807年，嘉庆帝要求闽粤各省“严密稽查杜绝，毋任透漏”。从1809年开始，清政府为防止外商私自夹带鸦片，复规定“公行必须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1810年，北京广宁门巡役人等捕获杨姓一人，其身藏鸦片烟六盒。为此，嘉庆帝再次颁谕称：“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而，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久干例禁……惟此项烟斤，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理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次年三月，湖北巡抚钱楷奏陈鸦片危害情形，请饬禁外洋鸦片烟毋许透入内地。嘉庆帝痛感烟毒屡禁不止，“皆由滨海各关查禁不力纵容偷越所致”，于是乃谕令：“著责成各处海关监督，严加禁遏，并交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重惩。倘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朦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1813年，嘉庆帝获知侍卫官员竟有吸食鸦片者，乃觉禁烟不仅要绝进口，杜夹带，禁买卖，对吸食者亦须予以严惩。7月11日，其上谕称：“自鸦片烟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自趋死路，大有关系，深惑人心，不可不严行饬禁。”他谕令刑部“定立科条，凡商贩售卖鸦片烟者应作何治罪；侍卫官员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军民人等买食者应议以何等罪名。区别轻重，奏定后通行颁示，俾群知警戒”。刑部奉旨后，议定刑律奏闻：“侍卫官员买食鸦片者，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嘉庆帝予以批准。同时，他还谕令对买食鸦片之太监，“如有违禁故犯者，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重申：“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前曾降旨各省海关监督等严行查禁，乃数年来，迄未遏止。并闻各海关竟有私征鸦片烟税银者，是竟导奸民以贩鬻之路，无怪乎流毒愈炽也。著再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沿海各关，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倘管关监督等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著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监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朕必从重惩治。其各处辗转营贩之徒，并著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等，一体严查，按律究办。”

嘉庆帝在位时期，三令五申，从禁绝进口入手，停征鸦片税，严禁贩运偷漏，立法严惩侍卫官员、军民人等吸食鸦片，整顿吏治，追究海关监督、沿海督抚官吏失察之责。综观嘉庆时期的禁烟政策，较雍、乾两朝态度更加坚决，措施也日趋严厉、完善，在清代禁烟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在热河去世，其第二子爱新觉罗·旻宁继位。1821年，以明年为道光元年。在道光一朝，鸦片泛滥仍然是困扰社会经济、道德风俗的重大问题。虽经嘉庆皇帝20年的厉行禁止，鸦片走私贸易并未得到根绝，反呈愈禁愈烈之势。因此，道光帝像其父一样，继位之始，即把禁绝鸦片当成大事来抓。是年9月，福建巡抚颜检奏陈该省宁德县文武各员，互相攻讦，伙鬻鸦片，浮折勒派，请予革职。10月24日，道光帝朱批：“浮折勒派，煮熬鸦片，均系大干禁令之事，必须彻底严究，按律定拟。”同一年，广东查获澳门叶恒澍贩卖鸦片案，两广总督阮元为严禁外商夹带鸦片，奏请将“经理不善之洋商”伍敦元摘去顶戴。11月13日，道光帝上谕：“鸦片流传内地，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夷船私贩偷销，例有明禁。该洋商伍敦元并不随时禀办，与众商通同徇隐，情弊显然。著将伍敦元所得议叙三品顶带，即行摘去，以示惩儆。仍责令率同众洋商实力稽察，如果经理得宜，鸦片渐次杜绝，再行奏请赏还顶带。倘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从重治罪。”同时，道光帝还下令澳门、黄埔封港，断绝两者之间的交通。道光帝重申禁烟律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经过道光元年的严厉禁烟政策的打击，鸦片走私在澳门、黄埔两处均无法进行，鸦片贩子们相率潜逃至珠江口外伶仃洋面趸船之上。

为了禁绝鸦片进口来源，切断内地透漏行销之途，杜绝官吏民人吸食，道光帝历年屡颁谕令，重申禁例。道光帝先后于1822年3月8日、7月13日和1823年1月19日数度颁发上谕，责令两广总督阮元及沿海各省督抚等，严厉查拿鸦片烟犯，实力禁绝纹银出洋和鸦片入口。在1823年1月19日的上谕中，道光帝训示两广总督阮元和粤海关监督达三：“鸦片烟流行内地，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民间私贩私食，久干例禁。节经降旨严饬稽查，而此风未尽革除。总由海口守巡员弁卖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著阮元、达三于通海各口岸地方并关津渡口，无论官船民载，逐一认真查拿，毋任员弁稍有捏饰。倘有奸民以多金包揽上税及私运夹带进口等弊，立即从严惩办，以除积弊。总在有犯必惩，慎勿日久生懈，仍归具文也。”其实，作为清王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从鸦片走私屡禁不绝的事实中，已经意识到鸦片毒品贩食之风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方吏治的腐败了。

为此，道光帝一改嘉庆时期宽免地方官员失察之责的做法，于1823年责成吏部、兵部酌定《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年9月6日，道光帝颁谕称：“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来地方官只有严参贿纵之例，并无议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烟斤，未经议及，条例尚未周备。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烟斤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文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其文武官员拿获烟斤议叙，均著照旧例行。”此为以明确地方官员失察或拿获鸦片走私的奖惩规例。同时，该上谕还要求：“至滇省迤西迤东一带，将罂粟花熬为鸦片，必须严行禁止。著该督抚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概不许私种罂粟，以净根株。”在这里，道光帝也已意识到，要根绝鸦片烟毒，不仅要断绝洋烟入口，同时还要严禁内地居民私种、私熬。

1829年2月27日，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奏请禁止外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章沅称：鸦片走私，流毒滋甚，不仅对于国民身心危害巨大，且能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而外夷“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道光帝深以为虑，乃于次日谕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东巡抚卢坤、粤海关监督延隆等妥议《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其上谕称：“至鸦片烟一物，流毒尤甚，该处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非寻常偷漏可比。若不极力严禁，弊将何所终极。嗣后该省通市，务当恪守定例，只准易货，毋许易银。其番银之在内地者，行用已久，自难骤加遏绝。至内地官银，则分毫不准私出，其违禁货物，应随时稽查，不准私入。”李鸿宾等人奉旨后，拟订《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七条，于是年7月1日奏陈获准，责实力奉行。至此，在清王朝统治者的心目中，对鸦片走私入口与官银偷漏出洋之间的联系，始有明确认识。道光帝开始认识到，禁绝鸦片走私，不仅关乎人心道德、国民身心，更重要、也更令他关切的是，关乎国家的经济富源，关乎自己统治的根基。因此，1830年，道光帝复命李鸿宾等议订《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销章程》，并责李鸿宾等切实查禁纹银偷漏弊事，截断鸦片入口之源与分销之路，严拿走私犯，重惩勾结包庇鸦片烟贩的弁员书役人等。

另一方面，道光帝也十分关注内地民间私种、私熬鸦片的禁绝。1831年12月31日，道光帝颁谕通令各省，严查内地民人种、卖鸦片：“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首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各督抚即责成该管道府，督饬各属实力查禁。乘抽查保甲之便，于春间赴乡稽查一次，将有无私栽鸦片烟出具印结，年底由司会齐咨部，并著各督抚于每年具奏编查保甲折内，一并详晰声叙。如有拔除不尽，仍任流毒地方，即遵照道光三年部定处分，分别参办，毋稍徇隐。”各省督抚奉谕后，相继赴所管地方巡查，云、贵、川、鲁、晋等省督抚分别将查禁情形具折上奏。道光帝随后又谕令各省于每年春秋两季，督促道府州县官员，深入各乡，留意查察，按季禀报，并责成各级地方官出具并无种卖鸦片烟印结，各省督抚每年年终向朝廷汇报。

加重对鸦片吸食者的惩处，也是道光朝禁烟政策的一项重要变化。1831年6月24日，兵科给事中刘光三奏请酌加食鸦片罪名。他认为：“鸦片烟之害倍甚于赌具，则食烟之罪不应轻于赌博。”烟毒流弊，积年不绝，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对吸食者惩处不力，以及各衙门长官对属下食烟之人的徇隐不究。因此，他主张“应请敕下直省督抚，破除情面，首先查出本署向来吸烟之人，严行处治，并饬所属文武衙门一律查办”；同时，使民间一般之吸食者不再敢以身试法，从而根除食烟之积弊。7月24日，卢荫溥等奉旨议奏：“嗣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该督抚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具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如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

应当承认，道光朝的禁烟政策与措施较嘉庆时期更趋完备与严厉。道光帝继位以来，为禁烟之事绞尽脑汁，连年颁谕示，申禁令，对于鸦片入口、贩卖、私种、吸食，一体严加查禁，期于禁烟有成，积弊尽除。然而事与愿违，正是在厉行禁烟的道光朝，鸦片走私愈演愈烈，官员人等吸食鸦片的恶习亦愈蔓愈广，形成了一股滔天烟毒，席卷全国，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之基。

二　越禁越烈的鸦片走私

从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首颁禁烟令至1830年（道光十年）前后，清政府禁烟整整走过了100年。虽然雍、乾、嘉、道四朝皇帝皆以重要精力关注禁烟，立法令、申禁例、整吏治，亦算用尽心思，然而老大帝国的腐败吏治决定了皇帝再大的禁烟决心和严厉政策，也无法在禁烟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而巨大的商业利润，驱使着英国政府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殖民当局明目张胆地庇护和纵容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中外鸦片烟贩互相勾结、不择手段地走私兴贩，更是对华鸦片走私的急先锋，他们无孔不入，肆无忌惮，几乎把鸦片毒品贩卖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

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越来越严，措施与手段也愈趋完备，清廷最高统治当局对沿海诸省官员的申饬亦颇严厉，但终究遏制不了西方殖民者和毒品贩子的贪欲，从而造成了100年间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愈禁愈烈的局面。

当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帝继位伊始，重申禁令，严禁鸦片进口后，英国鸦片贩子们便在巨额利润的引诱下，干起了无耻的走私勾当。一开始，鸦片贩子们把交易地点从广州移往澳门，在那里设立堆栈，然后带着鸦片样品到广州兜售，成交之后，再至澳门提货。由于英国商人觉得当时窃据中国澳门的葡萄牙人勒索过重，不久便把鸦片走私船开至黄埔，由行商为之掩护，夹带偷售。1821年，道光帝继位后，厉行禁烟，封闭澳门、黄埔，将鸦片船逐出珠江口外。于是，鸦片贩子们便把走私船开至伶仃洋面，利用趸船进行走私。鸦片贩子们从印度等地运来鸦片后，先行卸在停泊于伶仃岛附近的鸦片趸船上，然后夹带样品至广州，勾结中国烟贩，议妥价格后，再由中国烟贩至伶仃洋取货。随着伶仃洋上鸦片走私规模的扩大，停泊在这里的鸦片趸船也由19世纪20年代初的七八艘，上升到30年代的30艘以上。19世纪3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止，英国商人在中国沿海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对华鸦片走私活动，从广东到东三省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能见到走私鸦片的趸船。这一时期，西方对华鸦片走私达到了最高峰，长期漂浮在中国沿海的鸦片走私船只就有30多艘。

鸦片走私贸易的屡禁不绝、越演越烈，更与清政府吏治腐败和海防水师的包庇纵容关系密切。虽然道光帝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曾三令五申地谕令沿海诸省督抚、海关、书吏、巡丁，严禁徇隐，但事实上所起作用并不明显。水师巡船竟与鸦片贩子私相勾结，受贿放行，“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更有甚者，“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获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而韩肇庆反而以缉获鸦片有功，保擢总兵。这样，清政府为巡查违例走私洋船而设的巡船，竟然成了鸦片走私的护卫舰，甚至沦为鸦片走私船，从而使鸦片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走私畅通无阻。

遍布全国各地的非法商贩，也为鸦片走私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鸦片走私网络密布全国。广州等地一些恶棍、奸商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销烟土，名曰“大窑口”。外国的鸦片贩子上岸后，带着鸦片样品到这些大窑口里与奸商、毒贩议价订券，再由这些奸商凭券至漂泊在海上的鸦片趸船上验券取货。中外鸦片贩子甚至以武装走私对抗中国政府的禁烟，他们专设有从大窑口至伶仃洋上趸船取货的走私船，名曰“快蟹”或“扒龙”，三桅三帆，裹以铁网以抵炮火，两舷设快桨五六十，来往如飞，星夜遄行，所过关津，呼之不停，追之不及。白昼公行，肆无忌惮，海关员弁，对其无可奈何，又怕担负纠察不力之责，亦竟匿而不报。鸦片烟土上岸后，再由大窑口偷贩至分布于全国城市乡镇的小窑口，以事分销。由此，鸦片烟毒，弥漫全国。

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乃呈逐年直线上升之势。有人对经英国毒贩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数量曾经做过不完全的统计如下表，从中足见鸦片走私之如洪水猛兽一般势无可遏。

1773-1838年鸦片输入中国数量简表

单位：箱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上表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表中数据是极不完备的，因为对华鸦片输入是一项遭到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非法走私贸易，想要获得其绝对可靠的数字几乎是不可能的。上表数字也只是人们就所能掌握的材料编制的一个关于这项肮脏贸易的缩小的统计。但即便从这样一个不完备的统计表中，也可以看出自18世纪末叶始对华鸦片走私输入的激增之势：1773年，鸦片输入在1000箱左右，到1799年，已突破4000箱，至1811年突破5000箱，1822年达到7773箱，20年间几乎翻了一番。1823年达到9035箱，1824年超过1。2万箱，1829年超过1。6万箱，7年之间又翻一番。1830年接近2万箱，1835年突破3万箱，1838年超过4万箱，8年之间又翻一番。从1800-1838年，总计输入434547箱，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另据人考证，1800-1839年，合计英、美、法、葡、荷等国对华鸦片走私输入共达638119箱。

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首先，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在中国大地上毒流蔓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民众的身心健康，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鸦片输入的激增，反映出中国吸食者的激增。“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至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然而不返。"19世纪初，吸食鸦片者一般是殷实之家，到了3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员，官员胥吏、书役兵丁、农夫商人，都有人沾染了嗜毒恶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尤甚。嗜毒成瘾之人，置妻儿饥寒于不顾，纵然倾家**产，亦在所不惜。更致无数富年壮丁，以嗜烟成性，沦为无所事事的游民，成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一般人等，耗钱费银，购烟解瘾，严重损害了社会对正常商品的消费能力，使正常商业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窒碍作用。其次，鸦片大规模的走私输入，导致巨额白银外流，严重影响国家财政安全。有人考证，从1800-1839年的40年间，因鸦片走私贸易导致的中国白银外流，总计高达6亿两。又有人估算，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每年耗费在鸦片消费上的白银达到1633多万元，合纹银1175多万两，几乎与清政府1830-1838年8个年度关税总收入的1227多万两相当。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毒烟缥缈中化为乌有，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所处的出超地位，也由于西方对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转为入超，国家财政陷于困顿之局，国力为之严重削弱。第三，鸦片泛滥加剧了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降低，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和国家的安全。中外鸦片烟贩为推行扩张其毒品贸易，不惜以重金对清政府各级官僚、海关役员、巡船兵勇行贿买通，地方官员、水师将弁也每以与鸦片贩子互为勾结、袒护纵庇鸦片走私偷漏为手段，索受贿赂，通同作弊，按股分赃，以中饱私囊，甚而径行参与鸦片走私，既助长鸦片毒品在中国大地的泛滥，复养成清政府官僚集团贪污受贿的腐败之风。国家禁烟法令，只形同具文。兵勇将士，嗜食鸦片后，精神委靡，士气低落，国防武备为之废弛，国家安全因之受损。鸦片烟毒，已成为清政府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问题。

三　弛禁主张的出笼

清政府100多年的禁烟实践，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面临着鸦片毒烟弥漫全国的恶劣局面。特别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竟如决堤洪水一般，涌入国门，堵无可堵，禁无可禁。这种情形，使得清政府的一部分人士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了。他们对朝廷奉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禁烟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对国家禁烟的努力与实践开始表露畏难与悲观情绪。于是，在禁烟问题上，一些人开始提出所谓“变通办理”的弛禁主张。